与考古一生相伴(六)
2022年11月18日 06: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8日第2533期 作者:◇赵殿增
惊现祭祀坑
由于保护经费未能尽快落实,砖厂工人大多虽已解散,但砖窑仍未熄火。在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的考古队员,同意留守民工在文化层较薄的地方再取点土,把窑装完。说来也巧,我们几年里都未找到重要文物,这时却被民工发现了。1986年7月18日,民工取土时发现了数十件玉器,考古队员立即保护了现场,当天就收齐了文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随后组织了正式发掘,发现了“一号祭祀坑”。1986年8月14日,又发现和发掘了“二号祭祀坑”,出土极其精美奇特的铜、金、玉、石器共计两千多件。砖厂最终停产拆迁,三星堆遗址被全面保护了下来。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一下子震惊了世界,“从中国西部传出的消息,那里的发现是令人吃惊的”,“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这真是世界奇迹”。仿佛一声“芝麻开门”,打开了古代蜀国神秘的宝库,从而把一个失落的文明再现于世人面前。
那些日子里,大家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又忙又累又高兴。那一年间,我曾去广汉三星堆三十多次,但最长也只能在下面待两三天。发掘祭祀坑时正值盛夏,为了安全和凉爽,发掘组经常挑灯夜战。7月27日半夜,陈德安突然敲开我家门大声说:“惊人发现!惊人发现!出了金杖,还有真人大的铜人头。”我们立即组织人赶往现场,从此又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崭新的一页。
“祭祀坑”的定名,是两位领队在现场提出来的,我们认真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给予了充分支持,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且宽泛的提法。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的定名
祭祀坑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考古的学术价值。苏秉琦先生在1986年10月于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说:“应从它可能是蜀中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研究,其意义、工作方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当然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同时,苏先生又一再提醒我们“要从‘坑’里跳出来”,“从长远的角度规划我们的工作任务”。1987年5月,在成都广汉召开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苏先生又讲道:“大家从两个坑谈到‘城’,坑埋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城,城内外怎么样,我看还是从区系角度提问题……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苏先生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后来建成的三星堆博物馆也一直以“古城古国古文化”作为基本陈列的主题。
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弄清遗址的性质和布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周边的古城墙进行了试掘。从1989年到1995年,经过6次发掘,确定了三四千年前这里曾有一个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明中心,从而将三星堆考古提到了探索“多元一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高度。
苏秉琦先生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也曾到安阳殷墟指导过我们的考古实习。这次在三星堆,能得到他直接的帮助和指教,使我们受益匪浅。详细的情况和成果,我们后来专门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纪念文章《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刊载在《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
探索与研究
我的三星堆考古研究,常常是从汇报工作开始的,也曾为文物考古书刊和文集写过一些“综述”和“概论”,20世纪四川考古、80年代四川考古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部分专题文章,对其中的一些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1990年,为准备参加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我撰写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提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巴蜀发展”,“经历了距今4800年左右到距今2000年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三星堆古国具有“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多种文化成分的有机汇合,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的社会结构特点”,“重视人像和动植物造型的文化习俗,创造了巴蜀文明鲜明的艺术特征”等三个显著特点,进一步与史料相结合,得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的初步结论。
该文首发在1992年的《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集》上,曾获得四川省政府社科成果奖。李学勤先生看到后,邀请我参加了由他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写工作,让我撰写其中《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他要求我们“以新的考古材料为主”,分地区展开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的探索,“努力写成自己的代表作”。在李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主体,撰写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西汉中期的四川古史概貌,前后历时十多年,最终在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60余万字的专著。
三星堆博物馆也为我编辑了一本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三星堆博物馆“探索三星堆丛书”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28篇文章,分7个专题对三星堆考古进行了研究。李学勤先生为文集撰写了序,他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责任编辑:常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