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全球转向”，微观全球史遂成为一股新的研究潮流和趋势。有论者以为，微观全球史是全球史对微观史造成冲击的产物。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除了这一外部冲击论外，还应有一内在演进论的解释。从本质上来说，微观全球史是微观史学的大历史关怀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微观史学便试图从一个人或一个村庄的小历史窥探其所处时代和世界的大历史，从而处理好微观与宏观、小历史和大历史的关系。微观史学的这种大历史关怀，最终促使其在21世纪发生了“全球转向”。
从小历史窥探大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当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长时段”和结构史学，倡导时间和空间规模都较小的微观史研究，微观史学由此兴起。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 Ankersmit）的《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1989）曾盛赞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代表作，即法国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1976）和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典范之作，并认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没有“落到树干或树枝上，而是落在树叶上”，是为了用树叶的微观叙事抵制树干的宏观叙事，以防落入“欧洲中心论”之类宏大叙事的陷阱。对于这一说法，微观史学家均表示强烈反对。金茨堡在一次访谈中就明确表示，他一点也不同意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后者完全误读了这些微观史著作。他表示，这些著作既没有放弃“证据”，也没有把微观和宏观对立起来。戴维斯也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微观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具体而微的个案，但她总是努力把它放入“总体史”的情境中进行考察，并希望从中得出一个超越该个案的普遍性结论，从而处理好微观和宏观、小历史和大历史的关系。
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著作都体现了上述宗旨。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虽然只探究1294—1324年法国南部山村蒙塔尤的生态与心态，但是作者希望通过它来了解当时法国其他山村的生态与心态。透过这种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普遍的研究方法，该书试图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结论的普遍性之间达致某种平衡。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如此。该书虽然主要探究16世纪意大利磨坊主梅诺基奥的宇宙观的形成，但通过把他置于其所生活的意大利弗留利地区乃至西欧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发现他的宇宙观是当时新兴的书面文化传统和古老的口头文化传统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也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这使得读者可以从一位磨坊主的小历史窥探其所处时代和世界的大历史。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与此相似。该书主要探究16世纪法国发生的真假马丁·盖尔案的真相。为了还原该案真相，作者把该案置于马丁·盖尔生活的法国南部图卢兹地区进行考察，并对各类记述该案的文本进行“历史叙事学”的分析，从而使其个案研究获得了普遍性的学术史意义。可见，微观史学早期的这三大经典著作均试图以小见大，从个人、村庄的小历史窥探区域、国家的大历史，从而得出一个超越个案研究的普遍性结论。
大历史关怀引发“全球转向”
微观史学在兴起之初就已具备的大历史关怀，最终促使其在21世纪出现了“全球转向”。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行者诡道》（2006）率先开启了这一转向。该书主要以16世纪信仰伊斯兰教、后又被迫改宗基督教的北非外交官哈桑·瓦桑为中心，探讨其周旋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北非与意大利两个世界的生存和写作策略，从而在其个人史与全球史之间建立关联。随后，一些学者的微观史研究也相继出现了“全球转向”。中国史研究者林郁沁（Eugenia Lean）、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便是其中的显例。林郁沁曾撰写微观史著作《施剑翘复仇案》（2006），试图以1935年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复仇案为例，探讨民国“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近年来，林郁沁开始从全球性视野研究民国文人兼商人陈蝶仙及其创办的工业，借以探讨中国本土工业主义的兴起与全球技术、知识流通的关系，最终出版了《中国本土工业主义》（2020）。
与林郁沁相似，沈艾娣的微观史研究也在近期发生了“全球转向”。她曾撰写微观史著作《梦醒子》（2005），以中国山西士人刘大鹏为例，探讨士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随后，沈艾娣转向关注山西太原的一个天主教村庄，撰写了《传教士的诅咒》（2013）。该书通过揭示该天主教村庄与罗马教廷长达三百年的互动历程，表明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既有“本土化”趋势，又有“全球化”倾向。在撰写该书期间，沈艾娣发现了中国天主教徒李自标（乾隆年间任职于山西地区）和英国人斯当东的故事，他们都曾在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中充当翻译。沈艾娣通过研究这两位跨文化翻译人员的人生，重新审视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英关系，反思鸦片战争的发生与跨文化中间人消失的关系，出版了《翻译的危险》（2021）。
除了国外的微观史学外，国内的微观史学也在近期出现了“全球转向”。程美宝的《遇见黄东》（2021）和刘永华的《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待出版）便是代表。《遇见黄东》以会说英语、到过英国的广东人黄东为例，探讨18—19世纪广东珠江口的小人物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反思学界所谓“漫长的”、变动缓慢的18世纪与“现代的”、变动加速的19世纪之间的关系。《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则以徽州小农程允亨一家为例，探讨晚清小农的行动空间、生计模式、人际关系网络、王朝—乡民关系等方面的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如何受到人生礼仪等个人性因素、太平天国运动等国家性因素、国际茶市变动等全球性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早期还是近期的微观史学研究，都致力于以小见大，从个人或村庄的小历史探寻其所处时代和世界的大历史。只不过，早期的微观史研究仅仅试图从个人史/村庄史窥探区域史、国家史；近期的微观史研究则试图从个人史/村庄史等窥探全球史。不管怎样，微观史学的大历史关怀始终贯穿其中。正如沈艾娣在《传教士的诅咒》中译本序言（2021）中说道：无论是其早期撰写的《梦醒子》还是近期出版的《传教士的诅咒》《翻译的危险》，都可以看作她从个人/村庄“探讨山西历史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三部曲”，都是为了从个人史/村庄史探求区域史、国家史或全球史。因此，21世纪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归根结底是由微观史学固有的大历史关怀引发的。
有助于反思现有历史叙事
21世纪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与“微观全球史”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反思民族国家叙事。相对于早期的微观史研究来说，“微观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宏大，后者在考虑各种因素对个人史/村庄史的影响时，已不再局限于区域性和国家性因素，还开始考虑全球性因素。这就有助于微观史学从全球史角度反思民族国家叙事。程美宝的《遇见黄东》即发现，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叙事中，鸦片战争被视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也是“漫长的”18世纪与“现代的”19世纪的分界线。但是，该书通过研究黄东等小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士大夫“开眼看世界”之前，广东珠江口的很多小人物已经“开眼看世界”多年了，他们自18世纪以来就同西方国家的人与事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因此，“漫长的”18世纪与“现代的”19世纪并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前者可谓后者“潜藏的暗涌”，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很多变动在18世纪就已有所“铺垫”。
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全球史叙事。在传统的全球史/世界史叙事中，欧洲、精英、男性、帝国主义等占据中心地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兴起的新世界史/新全球史则试图消解各类中心论尤其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考察重点放在那些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文化等界限并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的历史进程。但是，正如微观史家戴维斯在《祛中心化历史：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故事与文化交流》（2011）一文中所说，新全球史的“历史叙事和类别划分”可能仍属于“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而新全球史对那些宏大历史进程尤其是对“文明、商业帝国和物种之间大范围相互作用”的重点考察，也可能使其忽略下层民众、女性、殖民地人民等边缘群体、个体的声音，这些声音是20世纪中后期相继兴起的社会史、性别史、后殖民主义研究关注的焦点。因此，新全球史很难真正消解各类中心论的影响。而微观全球史对个体尤其是下层民众、女性、殖民地和非西方人民中的个体的关注，恰好可以突破这一局限。这在戴维斯的《行者诡道》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因此，微观史学的“全球转向”和微观全球史的兴起，有助于我们反思以欧洲、精英、男性、帝国主义等为中心的全球史叙事，促使全球史“祛中心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与革命动员研究”（18CDJ009）、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艺术社会史视野下的‘左翼电影’研究”（18SKBS2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