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由党项为主体的民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西夏政权充分吸收中原及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创制文字、发展经济、开发西北，在中华文明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刊布助推了西夏研究的快速进步，学术界提出了“西夏学”这一学科概念，并指出西夏语文学、西夏考古学和西夏历史学是西夏学的三大分支学科。西夏考古工作的开展、考古材料的发现、考古成果的推出，业已成为西夏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不仅为西夏学研究提供新材料，而且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涵。对百年来西夏考古发现的回顾与梳理，不仅有助于厘清西夏考古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有助于学界对西夏考古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前的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关涉西夏考古的重要事件有三：一是“凉州碑”的发现，二是黑水城及西夏文献的出土，三是敦煌石窟的调查。
“凉州碑”（《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又称“西夏碑”）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与友人游览凉州名胜清应寺（今大云寺）时发现，发现情节及文物状况为学界熟知。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张澍的偶然发现不能与科学规范的田野考古相提并论，但西夏时期的碑现世，不单提供了实物意义上的新材料，而且吸引了学界对西夏史的关注。明清学者虽钩沉史料、梳理考辨，形成了《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西夏志略》等西夏史著作，但均是基于历史文献的成果，鲜见利用出土资料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碑的发现使得销声匿迹几个世纪的西夏文字再次进入学界视野。此后，学界便开启了解读西夏历史及文字之旅。因此，从学术史角度看，西夏碑的发现确应为西夏学及西夏考古的滥觞。
黑水城西夏遗存的发现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也决定着西夏学研究的学术走向。1932年，贺昌群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一文中指出了近三十年来八项新发现的学问，其中包括我国西陲（甘肃之西及新疆诸地）古文献、古美术品、古器物之发见，并且指出此项最为重要、从事研究的人最多，可以说是“东方学”的中心题材。20世纪初围绕黑水城的相关发现，大概就在此之列。俄国人科兹洛夫两次进入黑水城进行考察，第一次在定远营把黑城发掘的文物分装10个一普特重的箱子，邮寄回了俄国；第二次发掘的文物满载了40峰骆驼。这批文献文物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冬宫博物馆，考察发掘的相关细节在《蒙古、安多与死城哈喇浩特》一书中多有体现。黑水城文献成为西夏学得以存在的重要资料基础和支撑。
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政权，在其统治下的佛教圣地瓜州、沙州的众多石窟寺中，有不少西夏时期的洞窟。但是，在早期研究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敦煌地区的西夏寺窟很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诸多调查中偶有涉足。除了学界熟知的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外国人光顾敦煌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批考古学家、美术家也纷纷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例如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潢、张大千等人。他们不仅踏查了大部分洞窟，抄录过碑文、题记，还对洞窟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进行了考证。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进入规范轨道。当时对西夏石窟艺术的认识极为有限，只在个别著作中对西夏部分专门论述。例如，谢稚柳在《敦煌艺术叙录》一书中列出西夏供养人的图版，并指出：“自来论绘事，未有及西夏者。西夏当仁宗之世，离宋自立。西北万里坐拥二百年。其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人一笔，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画颇整饬，但气宇偏小。少情味尔。榆林窟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二十诸窟画，俱出西夏人之手。”不过，真正对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展开深入研究，恐怕是近30年间的事情了。
此外，在这一时期，西夏文书在西夏故地也偶有发现。比较重要的是，1917年宁夏灵武知事余鼎铭在灵武城内火神庙废墙中发现西夏文佛经两大箱。其中部分流散到社会上，有的则流失海外。北平图书馆购入百余册，成为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多的单位。这批西夏文献的数量和品次，仅次于黑水城西夏文献。白滨专有考述（《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此不赘述。
1949—1979年的基本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益于考古机构的建立和专业团队的扩大，与西夏考古相关的田野考古在陕北、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逐渐展开。
在城址方面，重要考古工作有1965—1966年宁夏博物馆两次对石嘴山庙台公社南的一座古城进行的小规模发掘。结合文献判断，此城址应为西夏时期的省嵬城。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西夏城址的考古发掘。1962年、196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两次到黑城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少量文书，在清理附近一座古庙时发掘出25尊西夏时期的泥塑佛像。1972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行政管辖，甘肃省文物考古队数次前往黑城调查发掘，出土少量文书。20世纪80年代后，李逸友带队对黑城进行系统发掘。这一时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伊克昭盟的达拉特旗以及鄂托克旗境内，分别发现了城塔村古城和陶斯图古城，初步判断为西夏城址。同时期，在巴彦淖尔盟临河县发现了高油坊古城。
墓葬考古集中体现在对西夏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72年起，宁夏文物部门对西夏陵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共发掘了一座帝陵和四座陪葬墓。特别是八号陵成为目前唯一发掘的西夏帝陵。根据地表西夏文及汉文碑文推断，墓主应为西夏第八代皇帝李遵顼。1975年，宁夏文物部门对一○八号陪葬墓进行了发掘。1977年，宁夏文物部门对一○一号陪葬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两件重要文物：鎏金铜牛和大石马。1977年，在甘肃省武威县西郊林场西夏墓葬中，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和木衣桌、木衣架、小木塔、木笔架、木缘塔等木器文物。
这一时期，也发现不少西夏时期的石窟寺庙与宗教文物，如195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西南天梯山石窟的大佛洞木建椽孔里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和发愿文。195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西千佛洞进行调查，发现第9、11、12、13窟为西夏新建或利用。1964年，常书鸿、王静如、宿白等学者领衔，史金波、白滨、陈炳应、刘玉权、万庚育、李承仙参加，对敦煌西夏石窟进行了调查，是一次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1972年，甘肃省武威县小西沟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一批西夏文物，有近百件之多，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发现的大宗西夏文物。此外，196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部门对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40公里的一处西夏寺庙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不少残存建筑遗存和佛教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间，在西夏考古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工作，如对西夏陵区的发掘和调查。多数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刊发有田野简报，使学术界及时了解田野考古情况及重要发现，也为历史学及其他学科提供了重要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间，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更多学者从事或涉足西夏研究，也建立了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在此影响下，西夏田野考古工作持续推进，考古报告有序出版，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1983年、1984年，内蒙古文物部门两次在黑城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这座城址建置沿革和城市布局的考古资料，是从科兹洛夫开始对黑城调查发掘后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一次田野工作。在文物普查以及地方抢救性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西夏古城址，如199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境内的三岔河古城南侧两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普查发现的西夏古城，还有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希勃图古城、鄂托克旗陶斯图古城、准格尔旗的城坡古城、宁夏同心韦州古城、海原西安州古城、银川北沙城子古城、甘肃古浪大鱼沟古城、石井子古城、干城古城等。
西夏墓葬考古成为这一时期西夏考古最大的亮点。对西夏陵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田野调查及发掘工作：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重点对西夏陵进行系统的调查与测绘；90年代重点对3号陵东西碑亭进行揭露清理；2000年以后进行保护性地面清理和发掘。对西夏陵的调查测绘主要进行了三方面工作：一、对西夏陵区的帝王陵墓、陪葬墓分布状况进行了分区；二、摸清了西夏陵区墓葬的“家底”。经过调查，西夏陵区分布有9座帝陵，207座陪葬墓；三、明确了帝王墓与陪葬的形制、布局、坐向、筑法等状况。对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3号陵东西碑亭的发掘以及对3号陵地面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工作，均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田野工作。此外，也有不少新发现，如出土的大量“迦陵频伽”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的西夏墓葬也值得关注。
西夏宗教考古蓬勃开展起来。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年时间，对敦煌北区洞窟进行彻底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共清理洞窟243个，时代跨度从北朝到元代，其中包括西夏时期修筑的洞窟、出土文献和文物。这是继20世纪60年代专门对敦煌石窟状况进行考察后关涉西夏石窟考古的又一次重要田野工作。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东千佛石窟寺状况进行调查，东千佛石窟寺被誉为“西夏石窟艺术瑰宝”，引发敦煌学界的持续关注。80年代，武威亥母洞石窟寺、安西县标杆子山北麓旱峡口西崖石窟的发现也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亥母洞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国内仅存最早的泥活字版实物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就出于此。西夏笃信佛教，控制河西地区近两个世纪，留下了大量佛教遗迹。除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旱峡石窟外，在甘肃肃北五个庙、酒泉文殊山、永昌圣容寺、武威天梯山均有西夏时期的佛教印迹。西夏石窟基本分布于河西走廊一线，西夏东部地区仅有两处：一处是贺兰山地区的山嘴沟石窟，另一处则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阿尔寨石窟。不过，学界对后者的时代尚有较大争议。
西夏佛塔主要分布在宁夏及河西走廊地区，其中以宁夏境内最为密集。因此，这一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开展了四次较为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第一次是对宏佛塔的拆卸与修复，在该塔的“天宫”内发现14幅绢质彩绘佛画、2000余块西夏文木雕版残块、6件佛头像以及彩绘木雕、西夏文木简、西夏文书等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故入选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第二次是对拜寺口沟方塔的清理，其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木活字印刷文物。第三次是对一百零八塔和拜寺口双塔的维修，对其年代进行了重新认定，明确断代为西夏时期，纠正了过去为元代佛塔的说法。第四次是对拜寺口双塔北侧台地的发掘，出土了 “擦擦”文物。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宁夏灵武、甘肃武威、内蒙古准格尔旗、青海互助等地，陆续发现西夏瓷器窖藏，但尚未开展西夏窑址的考古发掘，因此对西夏瓷窑的状况不甚明了。198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次对宁夏灵武窑进行考古发掘，为西夏瓷器的分型断代提供了可靠的田野考古学坐标与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西夏故地宁夏、陕北、甘肃等地区陆续发现一批西夏窖藏，具有地理分布广、以钱币窖藏为主、出土文物数量巨大等特点。例如，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被洪水冲出一西夏窖藏，出土古钱2096市斤，计272154枚。据不完全统计，仅见诸报道和被整理的西夏钱币窖藏就不下30处，一些因盗掘哄抢、洪水冲毁、工程破坏的西夏窖藏情况更是无从知晓了。
改革开放以来，西夏考古不仅在田野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也有丰硕成果。例如，这一时期整理的田野考古报告就有《西夏佛塔》《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闽宁村西夏墓地》《拜寺沟西夏方塔》《山嘴沟西夏石窟》《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西夏六号陵》《西夏宏佛塔》等十余部。
思考与展望
以上粗略梳理了百年以来西夏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基本脉络，尚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简要交代和讨论。
首先，百年来西夏考古研究的阶段划分与基本特点。从田野工作、成果产出、学科发展三个维度观察，西夏考古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属于考古资料发现阶段，虽有重大发现，但这一时期尚无西夏考古这一清晰概念，亦无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开展了以专业机构主导的田野工作，虽然研究力量相对单薄，但初步建立了西夏考古研究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是西夏考古的迅速发展时期，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丰满起来。李华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西夏学研究大致以1997年黑水城文献的公布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对西夏文物考古资料进行总结梳理是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之一。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由于考古学能够提供证史、考史、补史的有益物质证据，已成为提升西夏研究学术品质的重要因素，并有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研究的不平衡性。通过对百年来西夏考古成果的梳理，从成果的空间分布看，主要集中于宁夏地区，具体表现在宁夏地区开展的专门针对西夏田野考古较多，也有专门研究机构和人员从事西夏考古。这与西夏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状况大体一致，体现出宁夏作为中国西夏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从研究群体来看，近水楼台先得月，西夏考古成果多出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考古研究机构，其他领域的学人所做考古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看，田野考古材料整理较多，利用刊布的田野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略少。敦煌西夏石窟研究和西夏陵研究是西夏考古研究较为集中的两大领域，而西夏都城、城址、普通墓葬等方面的研究略显单薄。
二是研究的交叉性。西夏考古涵盖了都城、帝陵、墓葬、城址、窑址、石窟、窖藏、手工业遗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凡是中国考古学涉及的领域基本上在西夏考古中都有反映。面广点多，在具体研究中涉猎的范围就宽一些，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特点十分明显。例如，敦煌西夏石窟研究兼具考古学、敦煌学、西夏学特点，并与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地理学关系甚为密切。西夏考古研究的每一个领域至少能与两至三个或更多学科相关联，考古学综合性较强的特征可见一斑。
三是研究的滞后性。这一结论基于两个观察点：一方面，西夏历史、西夏语言文献、西夏考古是西夏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西夏学学科成长的历程证实了这一点。与前两个领域相比，西夏考古研究略显滞后。另一方面，受到研究人员和研究条件的限制，一些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相对缓慢，如西夏陵八号墓仅见考古简报，尚无田野发掘报告；西夏考古的研究成果也略比西夏历史及语言文献少一些。
其次，西夏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王天顺、吴峰云等学者较早提出了“西夏考古学”这一概念。笔者认为，“西夏考古学”与西夏考古研究的含义相同，这一概念未上升到学科意义上。以中国考古学专业教材的内容框架为切入点，可以较为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安金槐主编的《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博干部培训教材，该书将西夏考古与辽代考古、金代考古一同列入宋辽金元明考古范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应用较广的高校考古学教材，该书仅在宋元考古篇“墓葬”一节中提及西夏帝陵。马利清主编的《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内容体系与此相同。蔡凤书、宋百川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只讲隋唐考古，没有涉及宋元考古，西夏考古因而无“位”可寻。秦大树《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有辽金考古专章，但未将西夏考古编录进去。宿白《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将“西夏与大理遗迹”专列一节，显然将西夏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看待，不过在内容选择上关注到西夏考古的其他方面。
综上，我们可以将西夏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西夏考古与辽金考古一样，均为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宋元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张之恒等；二是将西夏考古列入宋元时期边疆考古的范畴，如宿白；三是将西夏考古归入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偏晚时期，或不纳入中国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如秦大树等。虽然从教材编撰的视角归纳出这一结论，或许与著者的意图有一定偏差，但这样的推断也有益于我们对西夏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地位的理解。
最后，今后研究之展望。学术研究犹如奥运火炬，必须在一代代学人的继承与发展中才能保持学术生命的活力与延续。通过对西夏考古研究脉络的梳理，也能看到一些未来的学术曙光和前进方向，主要体现在：
一、要重视西夏考古基础资料的收集梳理工作。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考古研究，资料工作都是基础性工作。作为西北一隅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留下的遗存无法与汉风唐韵相媲美；不管西夏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西夏考古还是富有一定的区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也开展过不少有价值的田野考古工作，可惜资料较为分散，不成体系。此外，目前对西夏遗存的了解主要来自《中国文物地图集》，尚未见到针对西夏遗存的系统田野调查摸底工作。
二、对一些重要的遗址、区域和问题尚需“关注”。陈星灿曾在一次考古学论坛上指出，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西夏考古研究也是如此，产出高质量的成果需要对一些重点领域的不断积累和持续关注，西夏陵、西夏石窟、银州城、统万城等西夏遗址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些西夏考古中的重要问题也亟待解决，如作为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形制、布局、规模等信息基本上缺乏田野考古数据的支撑，也未开展过专门的田野考古工作。此外，西夏考古工作还存在着区域不平衡性，西夏京畿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及研究多一些，而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的考古及研究工作相对薄弱，近年来才引起学界关注。
三、今后西夏考古研究与其他领域的交叉性特征将更加凸显。由于西夏学具有文献资料缺略的先天不足，所以每一次西夏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资料都会成为西夏研究中的珍馐美馔。在某种意义上讲，西夏考古研究将是今后推动西夏学学科整体提升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是每一位从事西夏研究的同仁都有的切身体会。我们相信，考古学的综合性、交叉性特征在未来的西夏学研究中，将会得到充分验证。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