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党史、国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和发展，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以下简称“工运史”）研究也呈现出新气象。2012年至今，工运史研究不仅成果增多，而且呈现出全面深入的特点，研究趋势令人欣喜。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新时代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运史研究硕果累累

　　新时代以来，工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基础建设。因此，在史料的整理出版、重要工具书的编撰、工运史和工运史学著作的问世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亮点。

　　一是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史料。比较重要的有：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印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内刊、严中平等人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卢权和禤倩红编的《广东早期工人运动历史资料选编》、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等。这些史料的选编出版，在不同方面填补或丰富了有关工运史研究领域的史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二是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工具书。《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报告（1978—2018）》《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机构历史沿革》，是研究工人阶级和工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北京市全国劳模大辞典》《山东全国劳模大辞典》的出版，提供了准确、翔实、客观的地方劳模研究资料。《上海工会90年大事记》《上海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种》，广泛收集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各种年鉴、报纸、杂志中的资料，对于开展地方工运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是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在通史方面，中国工运研究所编著出版的《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下卷）是国内首部工人运动通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代表了新时代以来工运史研究的水平。随着党史教育活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特别是红色根据地的工运史研究蓬勃发展，如《闽西苏区工人运动史》《江西工会改革开放40年》等著作的出版，表明了地方工运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在专题研究方面，姚荣启编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中国劳模史》，是国内首部记录中国劳模发展辉煌历史的著作；《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人物志》等，都代表了专题史研究的较高水平。

　　四是出版了史论性著作。王永玺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中一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该书集中反映了著者的研究视野和重点，尤其是对刘少奇工运思想的研究在全书中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

　　五是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研究者们不仅研究赤色工会，而且研究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阐释封建行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不仅研究共产党的工运方针和斗争策略，而且研究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和劳工立法；不仅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人斗争，而且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会运动；不仅描述工人斗争本身，而且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总结党领导工运的经验教训。

　　总之，新时代以来的工运史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重要问题研究不断推进

　　新时代以来，对工人运动史重要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新认识、新看法、新结论不断显现。

　　关于行帮与工人运动。在近代中国工人运动中，行帮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田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齐鲁学刊》2019年第2期）认为，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各种政治力量和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而加速了工人“入帮”现象的出现。

　　关于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和国民党工会。衡芳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劳工统制”与劳工立法》（《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对国民政府实行“劳工统制”政策的背景及影响作了阐释，认为这一政策“虽然强化了对工人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但在影响工人生产情绪、降低生产效率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田明《转型中的国民党与工会——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劳资关系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指出，基于对国民党劳工政策与实践的不满，工会一方面加紧了在国民党内部寻求政治“盟主”，另一方面在现代组织形式没有办法满足诉求的情况下，转而依靠帮会满足其诉求。当这种转型最终落实到劳工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民党与工会之间越来越强的疏离感。

　　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总机关，为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贡献。李自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情况及初期工作的新考释》（《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一文中，考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立时间、早期部员及成立初期的工作情况。已有文献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方式、组织性质存在分歧。马学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渊源与演变再考察》（《学术交流》2016年第2期）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认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组织工人运动过程中引入了俄共（布）特派员制度和党团制度，这两个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与俄共（布）不一样的制度形态和内在困境。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性质上“既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也不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前身，同时它也并不是完全的党团制度，而是前‘党团’时期一种混合的制度形态”。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会研究。任云仙《新国家与旧工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工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6期）阐释了新中国对工会和工人的改造，工会通过政治动员和生产动员，成功地将那些原本思想复杂的工人改造成为忘我工作的新式劳动者。作为介于新国家与旧工人之间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会成功地完成了新中国赋予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人自身境况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使得工会的动员更容易发挥效力；另一方面，也与当时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游正林《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形成——重温上个世纪50年代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学海》2012年第4期）指出, 20世纪50年代，通过召开三次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最终确定了工会的中心任务，即要求工会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近十年来的工运史研究尽管成果丰硕，取得积极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工运史研究和教学的“边缘化”、工运史研究队伍青黄不接比较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运史研究的推进。从学术研究本身看，也存在成果分量不够重、重大突破较少、学术争鸣不够活跃等问题。

　　拓展和深化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需要把工运史研究和教学同党史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逐步解决边缘化问题。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高校、工会院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增加工运史教学研究人员。要加强中国工人运动史学科建设，拓宽工运史研究领域，努力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和成果。就当前而言，应抓紧21世纪以来有关工运文件和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关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抓紧工运通史、断代史、各地方和各产业行业工运史的研究与编著工作。尤其是要借鉴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工运史研究呈现新的范式；要抓住重点问题深化研究，比如工运史与党史、国史关系的研究，工运史的本质、主流、主线研究，以及工运史学史的开拓等。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