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有辽一朝，虽然始终维持着四时捺钵这一移动性政治中心，但亦建立了五京体系来巩固国家的统治。作为在松漠草原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是契丹王朝从游牧行国转向行城兼具政体的重要标志，对于其布局与规划理念的探讨，是解读辽初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从上京到中京的发展演变，也为我们观察中原都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窗口。
第一，辽上京以东向为尊的建筑布局。辽上京是契丹族模仿中原城国政治、建立固定政治中心进行统治的重要开端。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辽上京存在明显的以东向为尊的布局，主要体现在四方面。首先，皇城平面轮廓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即皇城东、北、南三墙皆为直线，而西墙借助西山坡高岗，南北两端向内斜收，形成折角，总的平面布局大致呈以东向为尊的建筑特征。其次，形成以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和宫城内东向院落遗址为中心的东向中轴线。再次，西山坡佛寺遗址的东向布局。最后，皇城一号街道西侧临街建筑和宫城内毡帐为东向布局。
游牧民族崇尚东方和太阳的思想由来已久，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民族皆有营帐东开的传统，契丹王朝亦延续了这一习俗。皇城修建于神册三年（918），宫城和汉城（郛郭）修建于天显元年（926）（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2019年第5期）。由轮廓可知，皇城在修建之初即是以东向为尊的布局。上京乃辽太祖早期捺钵地——西楼所在，根据《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中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的记载可知，捺钵建置中除了营帐，还存在固定的建筑，且均遵循了东向开门的习俗，上京皇城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除西楼外，史书还有“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和 “四楼门屋皆东向”（《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记载，这表明四楼游猎这一捺钵早期的形式，在行营设置上均延续了以东为尊的习俗。到了辽中后期，捺钵的行营布局仍保留着该特点，如宋使宋绶所见圣宗时捺钵（《契丹风俗》，《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和沈括所见道宗时捺钵（《熙宁使虏图抄》，《奉使辽金行程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皆为东向布局。近年发现的辽代冬捺钵遗址，其御寝区也存在东南向开门的特征。概言之，契丹族以东为尊的习俗不仅始终保留在国家移动性政治中心——捺钵的布局中，而且对其模仿中原建立的固定性政治中心——都城的规划与布局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二，辽上京因时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规划理念。辽上京兴建之前，该区域作为太祖游猎的西楼，已出现一些固定建筑。太祖初修皇城之时，应是在考量原有建筑布局和毡帐安置区的基础上进行规划的。上京因时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规划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皇城内的建筑布局。宫城并非居于皇城中部，而是在皇城中部偏东北处。从皇城的地形地貌看，城中部略偏北有两个南北排列的自然高岗，这里正处于宫城范围内，且南侧小山岗与宫城第三号院落相对应。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一些衙署街区则分布于宫城以南的低缓之处。结合皇城制高点的西山坡佛寺遗址和其北侧低缓地带的池苑遗迹可知，城内布局并不对称、规整，而是随形就势，高低错落。
其次，关于皇城和宫城的城门位置。皇城和宫城的城门并不对称，且除皇城东门大致居中外，其余门址均不在城墙中部，而是偏于一侧（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2019年第5期）。我们推测，皇城修建之时充分考虑了此地的地形和原有的建筑布局，为了避开西山坡高岗，将西门建于西墙的偏北处，而将南门修于南墙偏东处，则正好对应城中部偏南的山岗。北墙中段地势较缓，如果从东西城墙间距看，北门大致处于中间位置，且便于通往城中部偏北的高岗。此外，宫城的修建晚于皇城，为兼顾城中高岗上原有的建筑布局，故并非择中而立，而是位于城中部偏东北处。为使宫城城门尽可能与皇城城门相对应，只能将西门建于西墙中部偏北处，南门建于南墙偏西处，东门建于东墙偏南处。宫城北墙虽未发现门址，但却发现了皇城北门通往宫城北墙的道路，因未开展考古发掘，尚不能排除它是宫城建造前通往皇城中部高岗建筑的路。
再次，关于上京“日”字形布局。上京北为皇城，南为汉城，汉城的修筑晚于皇城。这种南北分治的设计理念并非对中原古制的模仿，而是与当时广土众民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作为阿保机早期根据地的龙化州，其建筑过程为我们理解这种基于时势的分治理念提供了重要线索。《辽史·地理志》载：“龙化州……称龙庭……太祖……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明年……俘数百户实焉。天祐元年，增修东城，制度颇壮丽。”修建城址安置俘户在当时十分常见，而龙化州增修的东城是统治阶层所居之地。这种两城分治虽非南北格局，但亦能看到对后期上京建设的影响。此外，在皇城南侧筑汉城更贴近于当时河道，便于城内生产和生活用水。
最后，关于皇城西墙的形制。皇城西山坡为全城的制高点，西城墙中段修筑在山坡顶部偏西处，并未将整个山岗圈进城墙之内，这并非是对坡上建筑西侧纵深防御的缺失，而正是要借助高岗之势，形成居高临下的防御态势，同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冬春季节的寒风。
因时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规划理念与游牧族群的生活习性密切相关，这一点不仅在辽上京的布局上得到体现，在元上都的建设中亦表现得十分突出，对于我们解读草原民族的都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从辽上京到辽中京的演变。与上京不同，辽中京作为辽代中期建立的都城，其模仿中原都城制度与文化，在布局上实现了从“以东为尊”到“坐北朝南”的转变，在规划理念上也完成了从因时因地制宜、随形就势到注重规整有序、方正对称的过渡。
中京的建立是辽征服奚族后巩固统治的必然选择，也是签订澶渊之盟后对宋交往的迫切需求。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中京的建筑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城址平面布局由上京皇城的东向布局变为坐北朝南，由方正的外城、内城、皇城组成，布局十分规整，从皇城内几座殿堂的布局，到外城中央大街两侧坊区和廊舍的设计，均显示出以南向轴线为中心东西对称的特征。其次，三重城均只在南墙开门。最后，有贯穿三城南门的中轴线。这种布局与规划模仿自中原，代表了契丹族对中原城国政治的理解、认识与借鉴。辽圣宗时期，中京城的建立和捺钵制度的完善，可以说是契丹王朝实现农牧资源整合、行国与城国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
坐北朝南、有明确的南北向中轴线、城内建筑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等，是汉唐时期中原都城制度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重要特征，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统治者的威严。辽代都城建设中坐北朝南的规划思想并非始于中京，在上京改建时即已存在。辽太宗时期“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辽史·地理志》）。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辟承天门”很可能是在宫城南门加筑了夯土墩台和木构门楼（汪盈、董新林：《辽上京皇城和宫城城门遗址浅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这一改建虽未改变宫城以东为尊的布局，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对中原文化面南称王思想的认可。到了圣宗时，建中京“拟神都之制”以彰显大国气势，其坐北朝南、重城相套的布局，不仅是对唐宋都城制度的模仿，更是对中原正统的认同。
综上所述，从太祖、太宗时上京城以东向为尊、南北分治的规划和依汉制“辟承天门受礼”“改皇都为上京”的革新，到圣宗朝建中京坐北朝南的布局；从上京因时因地灵活的布局和规划理念，到中京城学习与模仿中原都城制度与文化的选择，不仅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在物质和意识上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及向心力的逐渐强化，也展现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传播及其对契丹游牧行国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