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个专门史学科像中外关系史如此庞大和繁杂。它既是“中国史”，又是“外国史”，还是“关系史”，而这种关系包罗万象，广泛及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哲学、思想、艺术）等包罗万象的领域。笔者在撰写《中西文化关系通史》的时候，就曾为此而困惑。为此，笔者认为中外关系史学必须做好学科定位，而且学科内涵要有适度的“切割”。

　　学科定位

　　总体而论，中外关系史属于专门史范畴。其中，中西关系历来是中外关系史的主体内容。

　　中西关系的“西”，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与许多文化都发生过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呢？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蒋梦麟的《西潮》、西学东渐的“西”，这个“西”的地理与文化内涵都很宽广。这个“西”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的概念伴随着中国人对异域世界认识的脚步而不断拓展，最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比历史上所接触之地更靠西，“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大致在明中叶以前，“西”的概念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第二，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它们都是真正的“他者”。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部。

　　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从波希战争、希腊化时代，到十字军东征等造就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了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致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在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因此，欧洲的中世纪其实是近东文化与希腊罗马的混合物。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但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的。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

　　与上述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西”。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史上常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佛教传入之时就出现过“老子化胡经”。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因为在东亚世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为主的主导性地位。

　　笔者认为这种对于“西”的定位，可以更加凸显中西文化关系的特色，同时也使得中西关系和中国与东亚邻国（如日本、韩国）地区的中外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有利于中外关系史学学术体系的建立。此外，这种定位也更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

　　学科回眸

　　中国历史典籍历来重视对于周边国家和部族的记载，尤其是关于西域和南海的传记资料，从《史记·大宛列传》以来就自成系统。正史的四裔列传，勾勒出了中西交通史的基本脉络。中古以后，私家笔记和外人的游记层出不穷，形成了中西关系史的丰富史料资源。但是，真正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把中西关系的历史作为“专门史”进行探讨的，还是近百年才有的。王国维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他还在《欧罗巴通史序》中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梁启超也有“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的提法。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已经为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西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奠基阶段，张维华先生称之为“草创阶段”，他提出了四个标志：第一，学科名称“中西交通史”的确立。即向达《中西交通小史》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出版。第二，研究范围的扩大。从西北史地的考察发展到注重对中西方文化相互接触的探讨。如陈垣的宗教史、向达的敦煌学、陈寅恪的佛教翻译研究等。第三，注重实地考察。第四，翻译了大量海外学者的有关著作。

　　方豪认为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兴起有五个方面的原因。1.中国学者对西北史地的研究。2.中国学者对域外地理的研究。3.欧美东方学学者对中国的研究。4.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5.西域考古学与敦煌学的创建。

　　以上诸家关于学科史的讨论，归纳起来有两点最为重要，即中西交流史的本土学术资源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本土资源主要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基本以文献辑校、笺注和编纂为主，论文也大都以个别问题的考订，以及一般的概述为主。海外汉学兴起和发展则从多维度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建立。首先，汉学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一门学科。受19世纪以来勃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汉藏比较语言学、汉语与东南亚语（印度支那语）的比较研究兴起。其次，汉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西方颇有传统的其他东方学分支学科，如埃及学、印度学、伊朗学和阿拉伯学都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汉学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学人们也力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从而使汉学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以上情况使欧洲汉学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如下特色。第一，佛学与求法高僧传是欧洲汉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而且经久不衰。例如，1814年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和满学教授的雷慕萨（A. Remusat），最主要的代表作就是《法显传》（《佛国记》）、《塞外民族语言考》。儒莲（S. Julien）则系统研究唐代高僧传记和游记，所译“《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沙畹（E. Chavannes）的代表作是《西突厥史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等。伯希和（Paul Pelliot）则是《交广印度两道考》《蒙古与教廷》等论著的作者。

　　19世纪法国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考察中国与亚洲以及世界的关系。这类研究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中国本身，还不如说是为了研究世界历史而发掘中国的资料。有人称这是当时欧洲汉学研究的“流行病”。这也影响到德国、英国和北欧的汉学家，以致那些并不以研究中国边疆史地而出名的汉学家也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如克拉普若特（H. J. Klaproth）著有《阿富汗族语言起源考》《回鹘语言文字考》（附《华夷译语中之高昌译语》）等。汉学家福兰阁（O. Franke）也著有《中国史料所见之中亚突厥与西羌民族》等。英国学者理雅各（J. Legge）以翻印中国经典著称，他研究过景教碑，并翻译《佛国记》。皮尔（S. Beal）著有《法显宋云合传》，并翻译《大唐西域记》。

　　此外，由此带动了中国与西域南海交通史的研究和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承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海外探险的余绪，在近代考古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汉学家在中国西域地区挖取了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进一步推动了以上研究。前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已经属于边疆史地的著述，此类重要著作还有伯希和与英国学者合作翻译注释的《马可波罗游记》、英国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中国新疆古代佛教祠堂》《古库车》，以及勒科克（von Le Cog）著《高昌》画册、《中亚后期古代佛教艺术》等。俄国学者自19世纪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以来，在学术风气上与西欧相通，其汉学家也有许多类似著述。

　　贯通的视野

　　中国传统史学始终保持一种全球视野，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到《明史》的《外国传》（含佛朗机、和兰、意大利亚等），历代正史无不力图描写那个时代的“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接续我们的史学传统，保持一种全球视野。

　　就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现状而言，始终存在两个不同的学科维度。一个是断代史维度，另一个是专门史维度。前者把中外关系史作为断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分工很细，问题意识较窄，钻进去很深，但是出来不易。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推动了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难免陷入“碎片化”的状态。后者则要求做贯通性研究，但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难度很大。梳理出主要问题、主要线索，并围绕这些贯通性的问题和线索深入开掘，将带动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些主要问题和主要线索，可以从交通地理（陆路和海路等）、经济与商品关系、政治与军事互动、民族迁徙、科技与文化交流等纵向领域构建。这样的纵向构建，并不否定各断代史料相对集中、中外交往特点相对突出的领域，如先秦玉石之路、汉唐西域交通、宋元明初南海香瓷贸易、明清传教士与汉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构成深度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基础性热点问题。总之，由于中外关系史学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纯粹历史学系训练的功夫，所以在中外关系史学继续深入探索具体细节问题的同时，需要寻找若干不同学科领域学者能够展开对话、互相补益的讨论话题，推动中外关系史学更上一层楼。

　　断代史的专题研究与专门史型的通史编纂是很不一样的学问。但是，后者一定得有前者的训练。中外关系史内涵异常丰富，涉及考古学、历史语言学、语文学、民族史、边疆史、比较文学、外国史、海洋史、艺术史、宗教史、汉学史、军事史、科技史等分支学科，每一分支学科领域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一是分支学科的推进。有些分支学科研究者和发表成果较少，可以进一步推进。二是要提倡综合研究，微观研究要有宏观意识，宏观研究要有微观基础。

　　现实观照

　　在全球化时代，中外关系史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关怀的学科。“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蕴与历史背景，也需要从中西文化关系中探寻。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而言，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于当下世界思想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人类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国家产生后，人类的交流和互动，便受到自然、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文明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上，由东而西和自西徂东，双向互动。

　　中国文明具有自身的特色，世界各国文明都有自己的个性，同时又有共性，这是文明交流与互鉴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础。中国文明的特色是什么呢？从制度层面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职业官僚制度即从军功爵、察举征辟到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包括土地买卖在内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共同构成了文明的特色。经济与社会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流动的，所谓“贵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爱拼才能赢”，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活力充沛的社会，需要一种思想的约束。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家国天下，即所谓儒家社群主义（Confucian Communitarianism）。

　　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与中国完全相反，马克思称之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的政治结构。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逐次登场，资产阶级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走出中世纪的步伐逐渐加快，西方政治上的等级制、经济上的庄园制以及教会神权对思想的垄断，也逐渐瓦解，但是，“群”的利益和权利无形中受到了漠视。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权利的过度张扬，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稳定，需要予以平衡，否则将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也终将损害每个个体的长远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明所高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和为贵与仁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就中国自身情况而论，也需要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发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组织和制度资源。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