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士子读书遵从的原典阐释体系由汉唐注疏文本转向宋代经说读本。元皇庆二年（1313）颁布科举考试程式，以程朱理学读本——《四书五经》作为取士标准，古注疏只作形式参考。及至明初，科举沿袭旧制，永乐年间，明成祖谕胡广、杨荣等辑《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合称《四书五经大全》），使注疏文本地位受到更大打击。
明末清初，学者针对科举取士标准的施行导致士子避难就易、不读古注疏的不良风气提出异议，针对王学带来的空疏之弊，开展了原典回归运动。一方面注重对作为儒家原典文献根基的汉唐古注疏文本的恢复，另一方面重视对未经明代所割裂删翦的宋元经说读本原貌的恢复。
明代中后期原典回归运动的肇启
原典回归的文本恢复运动，肇启于丘浚、何良俊等人对汉唐古注疏的重视与呼吁。何良俊认为，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士子仅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只图功名利禄而忘却学术根本。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经书注疏的刊刻传统，引领士子读书时加以参考，不偏主宋元儒之说。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旧板得以修补印行，嘉靖时又有李元阳在汉学复兴思潮影响下刊刻闽本之举，万历年间，明神宗命北京国子监校刻颁布官方认可的、十三经齐备的监本《十三经注疏》。而后又有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精刻《十三经注疏》流行于世。钱谦益撰序极力称赞毛晋所刻《注疏》之善——“表遗经也”“尊圣制也”“砥俗学也”，寄期望于士子读书，借此“溯经传之源流，订俗学之舛驳”，以改科举取士标准主导下，士子离经叛道、师今非古之风。
读本方面，明成祖命儒臣纂辑《四书五经大全》，企图彰显一代教学之功，开启百世儒林之绪，然仅取程朱之书略加删饰，不录古注疏与各家异说，欲道术归一。博士弟子无不以《四书五经大全》为业，治经途径日益狭窄。《四书五经大全》部头庞大，不暇精择，虽颁于学校，但在刊成后并未得到大范围的流通。明代中后期，为供应士子读书需求，经书读本在坊间的刊刻流传形式，主要表现为宋元儒理学读本的汇刻，如嘉靖年间黄希宪、徐节刻《五经集注》，收录程颐、朱熹、蔡沈、陈澔所撰五经读本一百十五卷。坊刻的理学读本在明代虽为盛行，但仅在编集方式上纠正了《四书五经大全》割裂删翦之弊，内容选材还是一主程朱经说，仍具局限性。
这种从官修到坊刻经说读本单一化的编纂形式，与士子读书趋于功利的社会风气，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反思。以明末复社学者张溥为例，张氏对经书读本编纂之弊给士子读书带来禁锢思想、空疏学风等危害予以极大重视，并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危机与此息息相关。为此，张氏及复社成员打出“兴复古学”的旗号，呼吁士人群体“尊遗经”“读圣书”“贬俗学”，重塑学风士气，重振精神，挽救朝廷危亡。张氏一方面重新编纂《五经注疏大全合纂》《四书注疏大全合纂》，另一方面计划编纂三部经解，包括收录自周迄唐古人说经之文的“古解”，收录宋、元诸儒经说的“通解”，收录本朝名家经说的“国朝经解”。但遗憾的是，编纂计划未经实施，张氏便已离世，仅留下未完成的几部《注疏大全合纂》。张氏企图兼采汉唐古注疏与宋元儒经说，但因只在《四书五经大全》这一“攘窃成书”的官定读本上加以编排，虽有意拔高为时人所忽视的注疏地位，仍未能打破《四书五经大全》钞撮排纂的编纂形式，亦未能彻底恢复经说多元化格局。
明末社会动荡，党争祸起，张氏的治经计划也无人问及，但是学林名家对明代学术之弊的反思并未停歇。继承明代杨慎、焦竑、方以智等重考据学术倾向的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对当时学术生态进行了一系列反思，以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明末清初回归原典最强的表征与口号，引领学者回归原典，关注根本，革除空谈之弊。
清代前期原典回归运动的发展
顺治、康熙年间，受学于晚明诸老的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出仕新朝，高举“尊朱”旗帜，据此“理学”在康熙一朝获得了官学地位。康熙帝又命儒臣编纂刻印了大量理学读本，如《日讲易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等日讲教材，并刊定《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诸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国子监祭酒王士禛上疏称国子监藏明代监板，历时已久、状况不佳，为使注疏之本得以继续流传，修补事宜迫在眉睫。但康熙重修监本或仅在明代监板基础上剜改衔名、年款而成，行款内容无异。可见康熙对原典注疏文本的关注远不及程朱理学读本。这些学术活动虽促成了朝野上下对经学原典的重视，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僵化的学术格局。
当时学界迫切希望恢复元明以来为科举所破坏的经典原貌。清代学者继承明代中后期学界复古思潮，在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清初学界领军人物影响下，讲求更彻底的原典回归，开展了贯穿整个清代的学术实践：一是对汉唐注疏文本的校修刊刻。清代学者以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刻为初步实践，制造优于前代的官刻文本；在《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的校抄过程中，企图建立当代文本典范；以嘉庆年间阮元为代表，对乾嘉时惠栋、卢文弨等学者校勘《十三经注疏》文本的各类校勘札记进行汇总、整合，对原典文本进行全面优化。二是对宋元经说读本的编辑汇纂。康熙年间，徐乾学聚集当时精英学者团体编刻《通志堂经解》，解决了当时学界恢复被科举所破坏的宋元读本原貌的迫切诉求。嘉庆、道光年间，阮元组织学者辑刻《清经解》，致力于将当代经师涉及对原典文本、读本的训诂考据材料网罗编次，以俾学者借此精校博考，潜心研索。在对前代文本、读本的恢复过程中，学者对其中的经说不断进行汇总、考辨，亦开展了对当代经说读本的创作，例如乾隆初年三礼馆《钦定三礼义疏》的纂修，及清人十三经新疏的撰作。
学界对明清思想史、学术思潮的研究，尤其关注“宋学”“汉学”“理学”“朴学”之辨。明末清初，学者主要致力于对王学的修正、批判。康熙初年，庙堂理学大盛，高度宣扬“宋学”思想，从文化史角度看，反映出清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可，为此也举荐、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但就学术发展的进程而言，进步性难以体现。区别于熊赐履、李光地等人的理学读本编刻工作，徐乾学集众学者之助编纂《通志堂经解》，与其说是响应朝廷“宋学”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更应将其视作当时学界整理宋元经说读本的内在要求。
乾隆中期，庙堂理学历经康熙朝小盛局面之后，衰微不振。而在国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发端创通下，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汉学”考据学派在民间迅速崛起。在《四库全书》纂修对前代读本的大量筛选、校勘、抄录，及考据学派馆臣的影响下，乾隆帝的学术理念呈现出从“宋学”向“汉学”过渡的趋势，官方与民间学术理念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所谓“汉学”大盛的局面。
但在《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后的几十年里，当时学界的“汉学”研究热情逐渐有退却迹象，并形成了一部分汉学家极力维护“汉学”正统地位，一部分宋学家重拾“宋学”信念，对“汉学”弊端大肆批驳的局面。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二书的撰作表现得最为典型。与江、方二人所持明确的“汉学”“宋学”立场不同的是，阮元组织学者开展对《十三经注疏》《清经解》的刊刻工作，与其说是“汉学”意识指导下的产物，更应视作当代原典回归的最高成果。阮氏期望通过编纂此二书，为学界士子提供尽可能全面的资料参考，从而制造出代表清代学术的经学读本。
以上种种学术活动，如仅将其视作“汉学”“宋学”理念、学风流转下的产物，则忽视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对明清两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既要关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主流学者的常规学术活动，亦要注意到精英学术团体对当下学术生态更为深刻的反思，及其所开展的超越常规的学术实践，对受制于传统的常规学术活动的打破与补充。此外，对清代经典阐释学的认识，亦不能局限于政治高压下的考据热情，需要明确，清人对经书文本、读本大量校刻编纂的成果表现，是由对原典文本、读本回归的诉求决定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