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是神话资料的整理、神话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是中西方神话的比较分析都有大量论著问世，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近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出现了轻视文献的倾向，立论新奇而考据不足，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因此，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应加强文献学意识。

　　占有文献资料 重视目录版本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应建立在尽可能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学术研究如果只注重宏观的理论建构，不重视文献资料，就会给人虚空不实之感。老一辈学者的神话传说研究均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如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及顾颉刚、童书业等“古史辨派”学者的相关文章皆以文献考证见长。而我们今天的神话传说研究在这方面就稍显逊色，不仅立论所据材料匮乏，更鲜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进行考据研究的成果，文献考证工作亟待加强。

　　文献资料的搜集查找离不开目录学。清代学者就已非常重视古代目录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功用，如王鸣盛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有了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我们才能更便捷地搜集自己需要的资料。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资料是非常零散而不成系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传说研究就更应重视目录学知识。袁珂在其《中国神话史》里曾提及很多记载神话传说的文献，但对于汉代以后的材料，探讨更多的是小说类文献中的神话。其实除了小说类文献外，早期经典文献的古注、唐宋人编的类书、后人编纂的史书等也都记载和采录了大量神话传说材料，如《史记》三家注、郭璞的《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李善的《文选注》、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北宋苏辙的《古史》、南宋罗泌的《路史》、清初马骕的《绎史》等皆值得关注。

　　另外，和目录学紧密相关的版本学对神话研究也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当今学人所忽略。比如，在征引古籍原文时，不能随意拿一本排印本就引用，应力求用校勘比较精审的本子。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版本学常识问题，版本学的功用和价值远不止于此。利用版本学对所使用的文献进行校勘更值得重视，否则文献的讹、脱、衍、倒等讹误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和使用。例如，《淮南子》从明《正统道藏》到清庄逵吉刊本有许多刻印本传世，《淮南子·要略篇》有一段讲述大禹治水的文字，这些刻印本皆作“禹身执蔂垂，以为民先”，“蔂”是装土的笼子，“垂”字文义不明。王念孙《读书杂志》指出：“‘垂’当为‘臿’，臿，今之锹也。”文义豁然明晓。而刘泖生影抄宋本《淮南子》“垂”正作“”，“”即“臿”的俗体字。很明显，《正统道藏》诸本的“垂”是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字，影抄宋本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影抄宋本的版本价值。这也间接反映出王念孙校勘古书的功力，因为王念孙是没有看到宋本《淮南子》的。所以，我们在阅读古书时要大致了解其版本情况，弄清楚哪个本子校勘精善，哪个本子校勘粗劣，及各个版本之间有怎样的递嬗关系，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样就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辨别文献真伪 正确解读文本

　　使用文献资料时，对文献的真伪、成书年代也要有清楚的认识，这也就是所谓的古籍辨伪学、古籍年代学。例如，《列子》是后人伪作，书中的黄帝神话就不能当作先秦史料来使用；使用《尚书》时要知道《尚书》的真伪与今古文问题，不能将伪古文《尚书》视作先秦典籍；引用《竹书纪年》时亦要区分今本、古本。弄清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才能更好地利用文献。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受疑古思潮影响，加上受主观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部分古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认识有误，将一些真书列为伪书，将一些成书年代本来较早的文献判定为成书很晚。好在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对一些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因银雀山汉简抄本的出土而证明不是后人伪作。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几篇儒家作品与大、小戴《礼记》的一些篇章关系密切，而郭店简和上博简作品的撰写年代多不晚于战国中期，因此，大、小戴《礼记》中的相关篇章也应不晚于战国中期。（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只有正确认识古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我们才能按照文献的生成年代对其进行合理的排序，才能对文献记载的神话传说有历时地把握，从而更好地梳理神话的演变发展。

　　搜集占有材料并对其真伪和年代有了认识以后，还要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知识正确解读文本，不能仅凭己见就对文献文本作断章取义的阐释。例如，今人在研究鲧的神话时，受伪孔传影响，对《尚书·尧典》舜“殛鲧于羽山”的“殛”多理解为诛杀，其实是不准确的，也与舜的美德不符。清人王筠《说文句读》解释得更贴近原义：“殛可借为极，谓穷极之于羽山也。”就是将其置于穷途末路之境的意思。（沈培《侯马、温县盟书“明亟视之”及传世古籍相关问题合论》）

　　正确释读了文本材料之后，还应充分利用材料，挖掘材料中被忽视的问题和深层意义，将此材料与相关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其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才不流于空泛。当然，这就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够将文献阅读和学术史结合起来。

　　关注出土文献 解决学术难题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还应关注新出土材料。近二三十年新发现的出土文献非常丰富，其中不乏神话传说相关材料。上博简《容成氏》是一篇非常有系统的古史传说长文，从容成氏一直叙述到武王伐纣；郭店简《唐虞之道》则讲尧、舜的禅让；上博简《子羔》讲述了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诞生神话；清华简《楚居》涉及楚王世系、历代楚王都邑及早期楚国先祖的古史传说，安徽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也有关于楚史传说的大量内容。这些新出土文献在补充新材料、校正和激活传世文献、解决传世文献遗留的疑难问题及学术史上的争论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例如，有了出土简帛的对读，不仅可以校勘《山海经》的文字讹误，也可以更好地解读其文本内容。（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再比如，新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其铭文起首即云：“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这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禹平治水土的传说已经在广泛流传了。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在研究商周古史时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并倡导“二重证据法”，其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指出，《史记·殷本纪》所载先公先王次序与甲骨卜辞基本相合，证明了司马迁撰写《殷本纪》所据史料的可靠性，由此可推知《夏本纪》所记夏代世系亦有一定的可信性。李学勤、裘锡圭、李零等古文字、古代史领域的诸位学者也都非常重视用新出土材料研究相关古史传说，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例如，裘锡圭根据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对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关于古史传说的一些意见重新作了检验，认为“在禹的治水方法方面，顾氏之说有得有失”，而顾颉刚“关于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见解，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是研究古代神话的珍贵材料，李零著有《楚帛书研究（十一种）》，在帛书图像、文字的解读和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目前一些专门从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的学者对新出土材料的利用和研究还需加强。

　　文献学内容庞杂，包括古籍的书名、篇名、作者、流传、刊刻、收藏、散失、辑佚，文献的类别、注释、编纂、今译，还有综合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进行文献史料的溯源、梳理、考异等。有些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看似和学术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是最基础的工作。因此，加强文献学意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将更为厚重和扎实。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上古神话传说新证”（JC2020W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