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彩绘龙陶盘  资料图片

　　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真的“不言”，或者试图言之清楚，就似乎成问题了。历史的意义并非唯一难言的典型，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难言，比历史更难言的是时间。时间与存在是同一的，而历史是时间的一种显现，尤其是历史给时间赋予了意义。

　　历史为什么重要，大多数说法是说历史提供教训，大概不出“后事之师”的意思。但更为深刻的理解无过于龚自珍的名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十分流行的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在第八季结尾也有一处关于历史的点睛言论。多方势力经过长期争夺王位之战，英雄豪杰“像苍蝇一样死去”，残存的贵族们决心达成和平，选举一个能够长期保持王国稳定的人来当国王，结果选中了一个残疾人，他有着穿越到过去而知晓一切历史的特殊能力，相当于拥有人类的记忆。剧中的首相解释了为什么如此选择：什么事情能够真正团结所有人？是军队？是财富？还是旗帜？都不是，而是故事。没有什么比一个好故事更有力量，好故事是无敌的，也是永恒的。

　　并非所有往事都能够成为故事，人类也不可能保存所有往事。全部人的记忆、所有史料、所有文物加起来也只是往事的很小一部分，历史真相永远只是过往的片段，大多数往事注定如烟。但在有限的历史真相之上，人们不断以叙事、解释和反思而使之形成一个无穷延伸扩展的精神世界，使历史具有了形而上的一种根本品质，即“有限性中的无穷性”。这个精神世界的无穷性就实现在历史的三个链条中：证据链、意义链和问题链。

　　历史证据链既存在于文献史料中，也存在于不断被考古发现的文物遗迹中。在今天，构建历史证据链有两种最给力的方法，一种是考古学，另一种是历史人类学。两者都具有“田野性”，因而具有相对接近真实的直接性。在这里，考古学是一个广义概念，首先包括作为一种科学的考古学，同时也包括在延伸意义上作为方法论的各种“考古学”。比如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被用来发现各个时代话语中“匿名的”思想格式，称为知识型。其实，所有研究“本源”的哲学都是某种考古学。在本源问题上，考古学和哲学似乎有着平行线的互相参照效果。考古学发现具有本源性的实物，哲学试图发现具有本源性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和哲学的平行线也会出现殊途同归的非欧几何式交点，集中表现在文明早期之“作”。古人所谓“作”指的是对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作。比如《周易》的“系辞”就罗列了先民多种大“作”，包括卦象（思想结构）、制度、文字、房屋、舟船、农耕、渔网、衣服和兵器等发明。正是这些发明定义了时代和文明的本源。我们目前对“本源”的发现和理解仍然很有限。

　　历史意义链是历史在叙事和解释的不断循环中形成的一种自相关运作，即历史通过历史解释而不断自我证明。它使得事件在叙事中成为值得记忆的故事，在解释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叙事—解释不仅在建构精神世界，而且以精神变物质的方式引发真实的后续事件，这意味着意义链还同时落实为精神与现实之间的循环。假如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在后续的叙事和解释的意义链中继续生长，随着亲身经历的人们死去，记忆也就消失，那个事件就“死了”，而一个消失的事件也可能在某个时候因为某种机缘的接续而在意义链中被“复活”。因此，意义链正是历史的存活方式。

　　历史的问题链是历史的反思系统。只有对历史不断反思，才能不断发现新问题，而新问题正是产生新意义的创造性条件。如果说，意义链是历史的存活方式，那么，问题链就是历史的激活方式。历史不被激活，也不可能长期存活。问题链的建构在于“问题化”。所谓问题化，就是通过提问而给文明的本源、基本概念或关键意象、划时代的事件注入新的能量，扩展其思想空间或思想层次，链接其时间后继，在历史性中加入未来性的维度，从而形成需要反思的新问题。问题化的分量在于是否触及相当于布罗代尔的“结构”和“大势”的变量，即长时段或中时段的变迁因素。历史反思是哲学性的，是提出具有结构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对事件或人物的真相反省。揭发真相固然增加了知识，但只是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泡沫”事件的相关信息。历史反思的意义在于所提出的问题能够赋予文明以生长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