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鸟瞰图 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的“9·28”重要讲话，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考古事业前所未有的重视，凸显了考古学的重要性，肯定了几代考古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的工作成果。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的要求，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学科发展的逻辑，用唯物史观来总结和认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内涵，认识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认真学习、系统思考考古学的成就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四点要求，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加强考古能力和学科建设，坚定文化自信。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重视考古学，这是因为在过去的100年特别是过去的70年里，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个研究队伍很小的小学科，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成绩。具体说来，考古学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研究成果。

　　重建了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关于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千多年前，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前86年）所著的《史记》中，写中国历史的开端《五帝本纪》总共用了4660字，接下来写《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分别用字4171、3661、10400。可是，1999年出版的主要由欧美学者撰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写了1148页，而这仅是有关商至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约前1570—前2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编辑出版的16开本《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共写了850页。这样对比也许不够恰当，因为古今历史的叙述方法完全不同。但是，如果说中国上古史（秦汉以前的古史）差不多是由考古发现支撑起来的“大厦”，恐怕并不为过，因为今天历史学家掌握的传世文献并不比司马迁多。除了考古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历史学家赖以研究的甲骨、金文和简帛资料，也多是近百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后者跟一般考古资料一样，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

　　笔者强调的是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因考古材料而得以重建。其实，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离不开考古学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从任何一本当代中国古代史中都能看出来。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也已经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均无法脱离中国的材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代历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而其中的中国上古史，几乎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实证了中国有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考古发现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以前。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原中心”论，演变为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等广大地区在内的“多元一体”论。如果说中国史前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如果说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主要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形成有别于任何其他地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那么，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第一个浪潮。这种情况，直到以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第二个高潮。考古所见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众多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多样的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

　　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兼容并包、吸收外来文化的强大能力。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土著性、统一性和多样性，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古代文化就同外部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接触也越来越紧密。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决定了这里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和西北猎牧业三大经济区，又以各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和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化体系。即使有高山大漠和茫茫大海的阻隔，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在西汉初年丝绸之路开通的两千多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开始加速了。比如，马和马车是在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小麦、大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突然出现，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早商文化时期，差不多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寻常作物；红铜和青铜器几乎同时出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甘青地区、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中国没有经过欧亚大陆西部那样漫长的红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山羊和绵羊也是从龙山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开始出现，在公元前1800—前1500年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时代流行起来，成为普通的家养动物；殷商晚期都城安阳所见的玉器和龟甲，则被认为与目前中国疆域的西部和南部边疆（新疆和南海）有关，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海贝，则可以追溯到印度洋。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进入第二个高峰期。茄子、胡萝卜、胡瓜、大蒜、苜蓿、葡萄、家驴等传入中国，中国的农牧业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西方的胡人还带来了胡床、胡凳，先秦时期席地而坐的家居生活随之改变，结合中国自身发展出的家具，宋明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室内生活方式。外来文化因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输入新鲜血液。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既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学习和改造能力，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结果。

　　证实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也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万年前开始，先民们开始选育栽培农作物，驯化牲畜。除粟、黍和水稻外，还培育了荞麦、萝卜、白菜、油菜、山药、莲藕、茶叶等适合中国自然条件的农作物，驯化了鸡、狗、猪等家养动物。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与艺术成就辉煌。除“四大发明”外，考古学揭示出一系列深刻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创造发明。其中，以漆器、丝绸、瓷器、生铁与制钢技术等发明为突出代表。在天文、历算、建筑、医学、农业、手工业等众多领域，也有不少发明创造。总之，考古工作揭示了中国古代的众多发明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也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应有地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