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持续深入推进，使得世界各国的空间联动性越发凸显出来，以至于人类生活的地球日益成为时空高度压缩的“村庄”，各国人民则成了地球村的“村民”，彼此共享同一个生存空间，面对共同的环境问题。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已经成为当今时代面临的重要理论议题和实践课题，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为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历史耦合性
人类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好坏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必须处理的基本关系。在人类文明的史前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依靠采集或狩猎为生，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他们跟自然界的关系就像其他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样，处在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之中。
随着人猿揖别，人类创造出新的劳动工具，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独立性随之增强，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彼此隔绝的人们长期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空间中独立平行地发展着各自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山河阻隔很难建立持续普遍的联系。但是，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存续存在着有机的内在关联，很多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曾因生态环境恶化而走向衰落、灭亡。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的那样，“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文明中心地带的生态环境发生恶化，必然导致文明中心的转移，各文明中心转移的过程必然伴随民族大迁移所引发的残酷战争与无情杀戮。事实上，人类历史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相互交流交融的历史。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消逝和湮灭的原因之一是环境恶化、生态衰退，人们在资源枯竭、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之下难以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延续。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往往热衷于大兴土木，对原始森林进行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不定，饥荒瘟疫时有发生，天灾人祸往往与王朝更迭如影随形。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是正相关的，这种正相关是从宏观的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和考察的。如果将眼界仅仅局限于较短时期，可能出现“生态衰”而“文明兴”的悖论。比如，楼兰古国曾繁荣一时，但这种短期繁荣是以永久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意蕴深远。
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的问题与矛盾
人类的经验觉醒往往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能获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发展，逐渐打破了各民族原始封闭的生存状态，各民族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日益产生更加紧密的联动性。人类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这一过程充满了血与火的斗争。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各民族交往的广阔舞台，全世界的生态空间格局日益被编织进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资产阶级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符合资本增值目的的全球生态空间布局。发达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以对全球发展中国家进行疯狂的生态掠夺为前提的。发达国家凭借其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实现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话语垄断和经验垄断。后发国家往往以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现代化发展的“样板”，把发达国家的经验奉为圭臬，以至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走别人的路必然会掉进别人的陷阱。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后来者”的身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资本家时刻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劳动力“价格洼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从发展中国家攫取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的生态环境资源。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面临生态环境衰退和自然资源枯竭的双重难题。资本家按照资本增值的目的进行着全球产业空间布局，同时也在进行符合资本增值需要的全球生态空间布局，进而强化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控制。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产业与生态空间布局都是片面的，它掩盖了资本世界掠夺的剥削本质，美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形象，漠视了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
可以说，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解，它只会使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人与人的矛盾表现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激烈的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我们需要看到，资本力量确实将人类生态空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资本主义操控的生态空间布局却是极不平衡的。资本主义操控的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以至资产阶级产生凌驾于人类和自然界之上的错觉。当前，人类在客观上已经处于需要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命运之中，全球气候变暖与海平面上升等现实问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关切，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全球生态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重大命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必将对全球生态治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同当今世界生态问题特别是同当代中国发展境遇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发展智慧。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两山”理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既是对人类过去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有益探索，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思想指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新时代中国已经将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到“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发展实践之中，切实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作“很大的政治”来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世界背景下，适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全社会共同的福祉，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生态意识日益融入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绿色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的价值共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良好风气在全社会悄然形成，广大人民在培育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作用。
切实搞好中国的生态治理与修复，才能为促进全球生态治理与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提供新方案和新选择。得天独厚的生态屏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稳定的地理空间，它是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地缘优势。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重视筑牢国家自然生态安全屏障，也要重视国家环保制度安全屏障的建设。全国生态一盘棋，我们要保护好内陆山川、河流、湖泊，增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为我们打赢生态环境保护的持久攻坚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追究倒查机制，着力破解“经济上位”与“生态让位”的矛盾。这需要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体系建设，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我们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来考察，不可只看生态效益而不顾其他，也不可只看其他而不顾生态效益。
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有机融合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破除了人们认为生态环境“无价值”的误区，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产力”思想，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无疑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应用心理学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