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开，参加会议的一方是朝廷指定的官员，即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府的属官“御史”等；另一方是从民间推举来的贤良文学。中心议题则是讨论“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会议伊始，贤良文学的观点就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针锋相对。双方围绕盐铁等官营政策的存废而展开激烈争论，进而涉及汉武帝时期的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可以说，此次会议实际上成了评价汉武帝政策得失的会议。本文仅就其中对匈奴和战政策的争论谈谈粗浅看法。
贤良文学力主对匈奴和亲
综合《盐铁论》的记载，究竟对匈奴应采取和亲政策还是战争政策，这是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争论的一大焦点，争论的原因则在于，盐铁等官营政策主要都是为战争服务的。桑弘羊所论盐铁等政策的缘起及作用，如“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等，便直接说明了这一点。丞相史所说：“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也足以证明。如果不对匈奴采取战争政策而实行和亲政策，则盐铁等官营事业就失去了依托。由此可见，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关于盐铁等政策存废的争论。
当然，这场争论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从汉初直到武帝去世（甚至昭、宣、元、成时期），朝中始终存在对匈奴和亲还是战争的分歧。班固曾经总结说：“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执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汉书·匈奴传》）甚至在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时期，关于和亲的议论仍然不绝于耳。在武帝发布《轮台诏》后，随着对匈奴转攻为守，尤其关系到盐铁等政策的存废，要求和亲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而盐铁会议上的争论，不过是以往争论的继续。
从《盐铁论》来看，争论是从桑弘羊提出官营政策有助于抗击匈奴开始的。贤良文学是主和派，为了否定盐铁等官营政策，他们根本不与桑弘羊讨论官营政策是否有助于抗击匈奴，而是直接提出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以圣贤所谓“王者无敌”“以德怀远”“武力不如文德”为依据，攻击对匈奴的战争完全是错误决策。它不仅“退文任武，苦师劳众”，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得不偿失，解决不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只有实行“仁政”，即采取和亲政策，“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才能够使匈奴心悦诚服，真正做到“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例如，文学便要求罢除盐铁官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长久，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贤良文学还公开散布对匈奴战争的失败论。他们一方面认为，匈奴地处沙漠，“东西南北，不可穷极”，汉军难以攻击；另一方面提出，匈奴皆骑兵作战，“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即使进攻，也很难迅速取胜。且“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他们甚至主张，即使能够打败匈奴，由于匈奴之地无用，所谓“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实际上还是等于失败。他们还指责对匈奴的战争是“好事之臣”惹来的祸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说他为武帝谋策，非但未能削弱匈奴，反而使国力衰落，“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因此，他们敦促桑弘羊等尽快与匈奴和亲，并罢除盐铁等官营政策。
桑弘羊力主对匈奴开战
而桑弘羊则主张战争，并坚决反对和亲。他首先申明，朝廷原本并不好战，战争是匈奴不断破坏和亲——“数为寇暴于边鄙”所挑起的。然后，他一再强调，匈奴贪婪狡诈，“反复无信，百约百叛”，故不可德怀；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真正解除匈奴的侵扰。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针对贤良文学宣扬的“去武行文”，桑弘羊则明确回答：文武兼备，自古而然，“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故守御征伐，所由来久矣”，“有文事，必有武备”。他还把只讲诚信、“不知权变”的做法视为“危亡之道”，并批评文学鼓吹的“以德怀远”是脱离实际的妄言，“夫汉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人之有疾，不治则寖以深，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诸生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
为了反击贤良文学的污蔑，桑弘羊还特别指出：抗击匈奴是“兴义兵以诛暴强”，是“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的正当行为。尽管战争必将造成一些损失甚至严重伤亡和物资损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必将受到影响，但由于有效制止了匈奴侵扰，从长远利益看，则是功大于过、得大于失。他说：“先帝兴义兵以征厥暴，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魄，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邪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在这里，桑弘羊也用事实驳斥了匈奴不可战胜的谬论。
贤良文学的主张行不通
通观以上争论，我们不难看出：贤良文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明显是错误的。他们为了罢除盐铁等政策，公然抹杀抗击匈奴的巨大功绩，甚至为实现与匈奴的和亲，竟迂腐地提出“以德怀远”，声称只要“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这不仅违背了基本事实，而且违背了武帝《轮台诏》中“毋乏武备”的基本精神。从他们的策略上说，也是非常愚蠢的。贤良文学的主张之所以激起绝大多数官员的反感，甚至就连支持他们的大将军霍光都难以接受，这是根本原因。丞相史就曾以设问、激将的方式向贤良文学提出：“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怀来远方，使边境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因此，当桑弘羊据理驳斥他们全盘否定战争的作用时，我们便可以明显感到：桑弘羊的论辩比较切实，也令人信服；而贤良文学则显得强词夺理，往往转移话题，甚至荒唐地以“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来搪塞。
贤良文学曾特别称引汉武帝《轮台诏》作为论辩的依据。例如，文学发言说：“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但是，他们的引用完全是断章取义。《轮台诏》并没有提出罢除盐铁等官营政策，其主要内容在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可见武帝仍然是重视武备的。而贤良文学却将“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之语故意省略，并大谈“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这显然是违背和阉割《轮台诏》精神的。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所谓“王者无敌”，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基础之上的，无论夏、商、周、秦，都不例外。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任何“仁政”和“文德”都是靠不住的。正如清人王先谦所说：“夫所谓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轻用力之谓也。苟无力则德无由见，而人奚自服？”（《盐铁论·序》）以和亲政策为例，其成效之所以在西汉前期不大而西汉后期显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贤良文学一厢情愿地要求和亲，这在当时注定是行不通的。
桑弘羊不知权变
当然，在盐铁会议召开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由于汉军多次打击，匈奴的势力受到重创，已不可能对边境构成严重威胁。汉朝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胜利，但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以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导致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无力再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贤良文学指责战争的破坏性，重新提出和亲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和现实意义”（安作璋：《桑弘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
相反，桑弘羊的观点则显得有些过激和绝对。他反复强调：要解决匈奴的问题，只能通过战争。他甚至认为，在武帝去世之前，“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应当继续战争，以彻底征服匈奴。他还多次感慨，由于武帝去世而错过了制服匈奴的良机，并批评主张和亲是“终日逐禽，罢而释之”，“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这些都说明，桑弘羊的主张确实有些盲目好战，犯了他自己所说的“不知权变”的错误，无怪乎贤良文学猛烈攻击他是一个不顾民众死活的“好事之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桑弘羊过分苛求，因为战争毕竟没有结束。而且双方争论的关键实际上是当时还要不要保持“武备”的问题——“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这更决定了贤良文学的主张不可能为朝廷所接受，而桑弘羊的主张则比较切合实际。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