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斯指出：“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囊括全球。”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很多普遍史或世界史著作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无视甚至否认西欧北美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下，“欧洲中心论”无法解释全球各种复杂进程的演变，西方一系列历史学传统观念受到反思和批判。相应地，历史研究全球视野的建立，获得了物质条件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切实支撑，其表现就是全球史的兴起。全球史研究在发掘各种地理空间和多重社会交流网络的基础上，探讨人类各种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地理空间范畴和社会空间层次，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全球史从20世纪中期兴起以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从国际范围来看，已经发展为广受瞩目和重视的历史学研究实践。

　　西方全球史兴起之初，努力将长期被西方历史学忽视的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纳入研究视野，这突出体现在对世界通史的重视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巴勒克拉夫、约翰·A. 加拉第等人都在通史编撰方面进行了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史》也属于此类尝试。学界很快意识到，世界通史编撰面临两个主要问题：首先，通史编撰需要依靠坚实的实证研究提供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其次，如何将专业基础知识组织在一个适当的体系内，则需要通史理论框架。在此背景下，专题性的全球史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涌现。例如，现代世界体系、跨文化贸易、“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技术转移等主题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重点。

　　西方学界专门的《全球史杂志》创刊于2006年。从这本面向全球学界的杂志的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管窥全球史学的演变。创刊之初，该杂志提倡克服史学的碎片化，以体现更完整的历史知识图景，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现实演变的过程，既认为西方史学家从其他史学传统中获取了思想和经验，也认为西方的历史仍然有助于构建全球对比和解释。该杂志提倡研究物质生活与知识、宗教、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关系，例如商品、消费文化、劳动文化及性别研究等问题；提倡对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区域的研究，关注相互联系、跨越传统地区界限的比较研究、跨学科交流，还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倡挖掘各种研究领域的历史意义。

　　2006—2019年，《全球史杂志》刊发文章的主题覆盖了贸易史、经济史、商品史、金融史、帝国史、殖民史、冷战史、宗教传播史、世界人口史、国际移民史、国际组织机构史、食物史、植物学史、矿业史、教育史、概念史、知识传播史、电信发展史、性别史、体育史、时尚发展史等各分支领域，以及社会政策及问题的全球动力研究、国际卫生法规研究、全球公民社会研究、1945年后的发展与全球不平等研究、生活标准研究、能源研究、船舶运输研究、海事研究、“大分流”研究等各种专题领域。全球史研究不仅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进程、核心技术、关键节点、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而且在全球化连通世界的背景下挖掘不同层次的历史空间内的人类历史。例如，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历史、拉丁美洲史、大加勒比地区史、资本主义史，以及置于全球化进程中的非洲史、早期现代太平洋区域史、印度洋贸易网络史、法西斯帝国主义史，等等。从2012年开始，《全球史杂志》提出鼓励刊发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论文，鼓励把研究时限推到1800年之前，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核心主题如认同、表现、差异的构建等问题也受到关注。这是在切实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研究主题更深远的历史背景。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全球史的学术发展的基本特点。

　　西方全球史在实证研究上的进展，确立了世界史研究的全球视野，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范畴内容，相应地提出了解释历史的新方法，即强调研究对象之间、研究对象与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强调从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开始，到杰里·本特利将之明确为“跨文化互动”，也就是将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视为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动力，体现出西方全球史对理论分析的日益重视。德国学者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甚至进一步提出：全球史是一项理论性的事业，叙事是理论整合的有效媒介。

　　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方法，为克服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的“欧洲中心论”做出了积极努力。皮特·N. 斯特恩斯曾经统计指出，1910年在美国大学的历史课程里，45%是欧洲史，16%是英国史，37%是美国史，只有2%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也指出，拉维斯和朗波编撰的12卷《世界通史》，只为西方以外的世界留出十几页的叙述空间。此类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学界，日本学者羽田正指出：日本世界史的大多数早期文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西洋史上，分给东洋史的空间很小。这充分说明了“欧洲中心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全球史将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地区和国家的联系与互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自然提高了非西方世界在历史研究和书写中的地位，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全球史的包容性已经明显扩大。例如，在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是其关注的中心。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杰里·本特利把不同社会或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可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全球史已经建立了一种更加整体化的世界史研究与编撰视角。

　　不过，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虽然迈出了否定“欧洲中心论”偏见的关键一步，但也引出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界定发生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在帝国史和殖民史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些全球史著作将帝国视为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视为人类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途径，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互动的各方主体均做相对化的处理，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模糊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简单化为相互接触的关系，实际后果就是回避或消解了历史定性的重大问题，这已经成为全球史研究中的一种新形式的局限。这也说明，倘若脱离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单纯强调人类社会的交往和互动，即使这种罗列是以全球为地理范围，也难以揭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力量，难以充分说明世界基本结构和形态的变化。

　　当今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演化的两种基本动力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即人本身的生产和交往。显然，生产和交往互为前提，但更加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是生产而非交往。全球史所强调的人类交往，应当放在与生产的对应关系中来理解。事实上，生产和交往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和，都构成了人类能动的生活过程的一种形态，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的推动下不断演化。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实际上就是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时空结合点上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而这些具体化情境则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全球史强调的多重社会交流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社会空间层次之间的互动，唯有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综上所述，虽然全球史在深入挖掘人类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扩展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但毕竟无法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只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中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即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阐明人类社会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