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文献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一百多年来得到了充分证明。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史料四大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多次重要发现，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中国史各领域的研究。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国语》研究也由此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拓展。

　　多次发现《国语》相关文献

　　与《国语》相关的出土文献，最早见诸西晋时期。《晋书》卷51《束晳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这批战国竹书中除《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之外，还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进入20世纪以后，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又有几次发现，大略可分三类。

　　一是《国语》及注文本。此类文献中最明确的是发现于敦煌的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一页，由日本友人于1997年捐赠给敦煌研究院。另外，在湖南慈利县石板村墓地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有着与《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所见史事包括黄池之盟和吴越争霸等，整理者认为这一发现证明了《国语》在楚地的流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

　　二是与《国语》内容互见、可以参证的文献。阜阳汉简中有被整理者称为《春秋事语》的内容，其中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有两章，写法和马王堆《春秋事语》类似，整理者认为可能是《国语》的选本。2008年公布的上博简《吴命》篇记载了春秋后期吴楚争雄的历史事件，可与《国语·吴语》相互参考。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篇记载了句践灭吴的过程，李守奎指出其内容与《国语》之《吴语》和《越语》密切相关，残缺处之文义大都可据《国语》相关内容补出。

　　三是与《国语》风格近似的“语”类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史事和言论，其中事迹多见于《左传》，言论则与《左传》不同。在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中，也有不少记言叙事的古史逸篇，如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记载两周之际及春秋初年的郑国史事，有不见于传世文献者，也有可与《左传》《国语》等诸书互相补充的内容。

　　从西晋时期的汲冢书，到20世纪初轰动世界的敦煌文书等史料的四大发现，再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次重大发现，均有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其对《国语》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国语》及注整理与研究

　　汲冢竹书本《国语》是传世本之外第一次发现的《国语》文本。由《晋书》所载可知，当时学者所言《国语》三篇，是对竹书相关内容与传世本《国语》晋、楚相关文字比对之后所作的结论。因此，在历代相关史籍中，均将其视为《国语》的一种本子。清代学者姚振宗、秦荣光还将其以“《汲冢国语》三篇”或“《国语》三篇”之名，分别补入《汉书·艺文志》和《晋书·艺文志》。明代学者胡应麟提出疑问，认为“《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恐非左氏《国语》也”。至于其理由，胡应麟认为“于《纪年》，见诸国之史不特《梼杌》《春秋》；即此亦见《国语》不独丘明矣”。推其逻辑，盖以为相关记载不独见于《国语》，与诸国史事不独见于列国《春秋》相类。胡氏之说虽看似合理，但能看到竹书原貌的晋代学者之论断显然更加可信。

　　自汉代以来，为《国语》作注者虽不乏其人，但正如宋庠《国语补音叙录》所云：“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余名儒硕生好是学者不可胜纪。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除韦昭注之外，汉唐之间的其他《国语》注本均已不存。因此，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敦煌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便具有其独特价值。此残卷虽仅存《周语下》正文及注的少量内容，对其作者也有不同猜测，但为学界提供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国语》注本，使我们得以一窥汉唐间古注的原貌。慈利简《吴语》、上博简《吴命》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篇，也可以与今本《国语》相比勘，解决二者文本研究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有助于“语”类文献研究

　　新出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国语》在内的“语”类文献的性质与流传。考诸《国语》本身，楚国名臣申叔时曾对楚庄王谈到“语”的鉴戒作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申叔时同时也谈到用“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等来教育贵族子弟。可见，这些称谓都是某一类别的书籍，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文献典籍分类特点与性质、功能的基本认识。作为一部以列国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政治借鉴为主要目的的史学著作，《国语》的记言色彩非常突出，便自然而然地与出土文献中的“语”类文献联系在一起。

　　出土简帛中的相关材料，为我们认识“语”类文献及其与《国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关于清华简《越公其事》篇的讨论。李守奎认为，清华简《越公其事》篇与《国语》有共同的史料来源，糅合了《吴语》与《越语》中的部分史料，具有“语类史书”的语言风格。熊贤品则认为其叙事风格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再如，裘锡圭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李学勤则认为其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是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吴荣曾也认为是《春秋》学成果；赵争认为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书；唐兰先生则认为不属《左传》系统，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还有学者重拾《左传》为刘歆造作的旧说，认为《春秋事语》是《左传》编纂中曾采用过的一种底本。笔者对此也曾有过讨论，提出《春秋事语》可能是《国语》选本的猜测。可以看出，学界对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尚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之间的直接关系。

　　通过对出土“语”类文献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其间关系以及早期史学叙述方式的深入理解。如于凯认为包括“事语类”文献在内的涉史类简帛古书的发现，对理解早期历史书写的基本面貌、传本系统及体例特征，以及早期历史文献传播和分衍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判断虽未必符合“语”类文献形成、编纂与流传的历史实际，但也值得参考。

　　促进“《国语》学”构建

　　自从《国语》成书以来，历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一直延续不绝。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的今天，作为一门细分学科，“《国语》学”的构建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尽管已经有学者使用“《国语》学”这一词语，但并没有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界定。

　　简单地说，所谓《国语》学，就是以《国语》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与《左传》学、《诗经》学、《论语》学、《史记》学等相比照，其内容可以包括几个方面：《国语》的成书与性质、编纂体例、版本源流；历代《国语》注释、整理与研究；《国语》的语言、文学、思想等各专题研究；《国语》的海外传播与译介；《国语》与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等。新出“语”类文献有与《国语》直接相关者，也有与《国语》性质类似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就成为《国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诸方面的研究，使新时期“《国语》学”的体系建构更加完整，对《国语》的流变及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会有更清晰的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BZS06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