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国家起源与文明演进正在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的起源及时空特征，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期中华文明不同于早期中国
国家既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文明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行政、管理等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的聚合，使政治国家内的阶级、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在动态中不断演进。所以，国家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步的，“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亦是如此。从目前学术界的观念看，“早期中国”主要指最早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夏、商等王朝国家。这与司马迁等传统史家的认识，即华夏文明以中原的三皇五帝及夏、商等王朝国家为核心有着高度一致性。
但是，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古文书的现世，使我们逐渐恢复、了解过去因文献或历史记忆缺失所失却的历史记忆及客观历史，它使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文献及记忆的缺失问题。尽管“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内涵、外延上都有重要区别。“早期中国”是一个政治国家与王朝的概念，它与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有关，也与春秋时期文献如《尚书》《诗经》等书中的“中国”概念有关。所以，不论是在古代文献或是金文中，早期“中国”都是与中原王朝国家和都城（京师）相关的概念。
“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指概念，它代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今的文明演进状况。它的内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区最早的三代王朝国家外，还包括现今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广大地域。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国家，在这种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互渗中发展，并在华夏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渗所形成的差异性与一体性，构成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形成早期中原政治国家在文明发展中的内生因素。
“早期中华文明”的探讨是以大量历史与考古资料为依据的。从考古材料看，早在旧石器时期，我国许多区域都有古人类居住、生息、繁衍。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以及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等地，都出现了方式各异、发展程度或高或低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对大量史前遗址的发掘表明，各区域文化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区文化单线衍生或扩散的产物，而是在不同地区自发形成、发展的，并在文明发展序列中有高低不同的程度差异及阶段性特点。
早期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特征
尽管史前中国广袤大地上各区域文明发展样式不同、特征鲜明，但仍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首先，自生性与融合性。各区域文化并非由某个特定区域文化形态孳生出来，大都是在各个区系中独立发展、成长，有着自己区域生态环境的鲜明烙印。由于古代中国的内陆性及江河流域的互通性等特点，各区域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融，不断获得新的文化因素。例如，由燕辽文化区经北方、西北至西南地区，形成通常被后人视为荒蛮、人稀的西北部半月形地带，因其自身区系文化及其与欧亚草原频繁文化交流所融入的文明要素，对早期中华文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固着性与内聚性。各区域文化大都以原始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兼及采集、渔猎、畜牧等。同时其生产力均处于木石器工具的极低生产水平上，剩余产品稀少。它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这种农业聚落社会对土地的依赖，产生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由于维护土地界域与聚落安全而产生了内聚性与凝固性。史前大量具有战争防御性质的环壕聚落及其向心式、内聚式布局即是显著表现。其二，它使氏族、部落的血缘制度日益强化，与之相适应，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祭祀礼仪长盛不衰，久而久之形成由原始宗教向“礼”的过渡。
再次，流动的文化重心。由于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在距今6000—4500年的中国大地上，尽管有着“满天星”似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但仍存在先后崛起或相对稳定、各领风骚的文化重心。例如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重心犹如“满天星”夜空中最亮的星宿，形成史前中国群星闪烁而又耀眼的文化景象。这些史前区域文化重心此起彼伏，使史前中国文化重心变动不居。
最后，大规模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些区域文化重心大都有着较强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程度不等地出现了颇具规模的聚落群或古城，以及大型建筑、祭坛等。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需要精确规划和专门分工。这表明，这些早期区域文化重心除了具备对周围聚落人口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外，还有着较为清晰的社会等级分层，以及一定知识水平的专业人群，如专门的祭司群体等。在专门的社会分工、社会管理以及城邑和精美祭祀礼器等物质力量的后面，隐藏的正是文明初现的端倪。
文明重心固化产生早期中国
在距今450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为代表的以祭祀威权模式为主的区域文化逐渐衰弱，而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的政治威权模式一枝独秀，成为史前中国区域文化中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正是这不同凡响的一起一落，使古代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形态通过吸取其他区域文化因素而成为新的文化重心，在“月明星稀”的格局下，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耀眼光芒。特别是龙山文化质朴、有效的组织与管理特征，以及对社会成员的大规模动员与整合力量，逐渐演变出二里头文化一系的中原王朝国家。从“满天星”中移动的区域文化重心，到“月明星稀”下中原文化中心的脱颖而出，呈现出史前文化格局的空前转换。
从考古学概念上看，“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通常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指社会组织在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集合形态，代表了这个社会组织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整体发展水平。“早期中华文明”是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集合形态。最早的中原王朝国家或“早期中国”，正是多元文化交融互渗并达到一定高度所形成的文明积累与转换的结果。在史前中国大地上不断流动的文化重心中，这种文化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最后固着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区域性文明。
目前我们通常的认识是，以夏代作为中原早期政治国家的开端，这无疑有着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的依据。但是不论是早期文明还是政治国家的发展，都有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历史文献与神话传说看，夏代以前的虞舜时代已经有着相当程度的政治文明。过去我们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是始于中原“帝”“王”系统的五帝三王。根据相关研究推测，考古学意义上中原龙山时代的“帝”“王”，那么至今亦超不过5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的发现，使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良渚古城无疑具有早期区域国家的各种属性。虽然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并未发现通常所谓的“文明”特征标识的金属制品、文字体系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贬低良渚文化的文明内涵。良渚古城、大型水坝、大型祭坛、精美玉制礼器本身就证明，在这些物质文化后面，隐藏了我们所不了解的社会组织模式与文明符号。探讨“早期中华文明”，我们只能从整体性上去把握，抓住主要的“文明”标识，并由表及里，去深入认知其背后的奥秘；另一方面，由于时日久远，考古发现中表现出的不完全性特征，还有许多未知因素有待深入。例如距今5500—5300年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量纹饰精美的玉制礼器，大型钺、锛等器物背后表现出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还很难推定其向“文明”历程跨出了多远，但它一定有着相当成熟的社会分层及较为复杂的礼仪制度背景。所以，在探讨“早期中华文明”时，我们更应该以“早熟”的中华大地上的文明要素为根据。
黄帝形象反映历史记忆
“早期中国”的中原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早期国家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并开创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模式，是有着合理性的。在当时激烈的部族战争中，这一崇尚务实，以军权、神权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定居聚落固定化与精细型生产方式的特点，并且通过吸收、融合周边区域的先进文化因素，形成中华大地上一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典范文明。中原政治国家的形成，大大缩短了史前部落、部族向“早期中国”发展的进程，也加快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个进程仍然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的起点并非始于夏商王朝国家，而是由更早活跃于中原地域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所开创的。
早在先秦诸子书中，就有关于夏以前三皇五帝的传说。《史记》采摘旧说，列《五帝本纪》，将夏之前的黄帝等五帝作为中国政治进程和演变历程的开端，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反映了时人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对“早期中国”及开其端的炎黄部族的崇拜情结。炎黄崇拜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农业民族生存、发展的认同需要。春秋以降，夷夏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华夏民族有着由诸夏逐渐形成统一民族的趋势，而各诸侯国也在兼并战争中凝合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在这个时期，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内涵、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华夏礼仪文化，成为华夏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涵及聚合旗帜。自此，黄帝等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圣王”“始祖”而受到高度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民族识别与政治认同中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
时至汉代，黄帝作为“圣王同祖”“华夷共祖”，逐渐成为人们较普遍的认识。不论是华夏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史记》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并以开阔的国家与民族认同视野，将 “五方”之民，将秦、楚、越甚至匈奴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历史世系中，由此构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实际上开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观。它既将在中原及周边地域活动的五帝三王奠定的政治文明看作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要素，又将华夏与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并入一个更大的以黄帝为核心的文明构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史记》体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历史高度，对我们探讨“早期中国”与“早期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