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建构中国公共治理知识体系，需要重视方法或途径问题，增强方法论自觉，夯实科学基础，彰显中国特色。

　　科学的本来含义就是条理化或系统化的知识。知识体系建构（知识的生成及其系统化）是学科发展的首要目标和基本任务，具有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则是衡量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准。知识的生成（概念、话语和理论的创造）与知识的系统化，可以说是知识体系建构的两个主要维度或环节。任何一个学科及学派都需要在已有概念、理论和方法成果基础上建立知识体系或学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涉及科学知识增长、科学研究程序（观察、实验、问题和假说，发现与辩护及解释等）、科学研究方法及其合理性、科学推理（归纳、演绎、类比，归纳—演绎、假设—验证、逆推或溯因、合情推理）等。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或科学价值论有所了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涉及知识为何和如何可能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知识的起源、演化及其动因，知识的本质、分类和功能，知识的构成因素和形成条件，知识的内容与形式以及知识与科学、知识与信念（知识证成）、求知与理由等一系列问题。公共治理的知识生成与体系建构有其方法论基础。作为一个正式学科，公共行政学诞生100多年来，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将相关知识有机地组织起来，加以系统化研究，最终形成了相应的学术传统及理论范式。

　　就知识体系而言，目前公共治理学科本身的成熟程度不高，尤其是科学化程度不高，因而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并没有真正成熟的样本。在公共行政学发源地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教学理论体系五花八门。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大多为板块结构，篇章布局相对松散，各种概念、理论和方法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因此，亟须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公共治理知识体系如何建构的问题。基于上述方法论思考，建构中国公共治理知识体系需要特别重视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夯实公共治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公共治理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前沿进展，尤其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从当代科技发展中汲取营养，引入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强化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与此同时，需要增强跨学科意识，拓宽知识视野，注重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公共治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这是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主题。在不同学科中，人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应将这些知识有机融合到公共治理知识体系之中。

　　二是拓展本土化知识或实践性知识。坚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扎根中国大地；强化问题导向，以研究解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公共政策与治理的复杂问题为依归，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及地方治理现代化。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实践及经验，加强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研究，总结和提炼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的公共治理思想。树立全球视野，主动回应世界关切，推动基于中国场景的公共治理学科发展，不断培育新的知识增长点。

　　总之，公共治理作为一个典型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实践性及应用性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应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依据，积极关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前沿进展，尤其是关注当下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强化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夯实本学科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治理自身包含着丰富的知识内容，实践性、经验性和地方性知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丰富实践性知识内容。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