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选择“科学”作为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一年专题讲座的主题，正如他所推崇的胡塞尔一样。胡塞尔最后的重要著述关注“科学的危机”，认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科学的科学性，即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布尔迪厄则认为，今天的科学世界面临着倒退的威胁，科学在面对经济、政治与宗教势力时，自主性大大削弱了。如果科学不能摆脱经济利益与传媒的双重诱惑，科学将会遭受外部批评和内部诽谤的双重夹击。

　　布尔迪厄并没有像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那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科学本身。在阿尔都塞看来，科学技术“愈发达、愈全面，个人打破这种奴役状态的手段与方法就愈不可想象，人们受其奴役和统治的程度就愈深重”。布尔迪厄则把库恩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拆解开来，剥除其神圣外衣，用他的概念体系——场域、惯习、资本等来分析科学与科学世界。布尔迪厄从科学史、认识论、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四种不同的视角切入，对自然科学进行分析。

　　（一）科学史：实验室与实验

　　实验室是通过种种物质的、社会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仿佛与世隔绝的人造空间，是制造的场所，甚至是创造现象的场所。正是依靠这些创造出来的现象，研究者创立理论，检验理论。实验室是科学世界的一个微观缩影，其自身位于一个由本学科所包含的一系列实验室所构成的空间中，其重要性取决于在该空间中的位置。

　　实验是一种集体工程，由做实验的人、接受实验结果的人以及想通过“复制”实验来证明或推翻它的人共同创造的。实验数据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某个实验能否得出或推翻某个理论，科学争端的了结，往往是通过相关的核心研究人员的协商来解决的。一个实验能否被接受，主要取决于实验者能力的公信度以及实验结果的力量和意义。

　　（二）认识论：科学事实

　　科学事实以书面命题的形式而建立、交流、评估，正如胡塞尔所说，科学作为已获得的成果，以命题的方式存在。一个时代的全部科学命题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关联，每一个科学命题都是一种结束，一种已经获得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命题同时又是每位科学家胜任以后工作的材料。

　　科学事实是从主体间的辩证交往中得来的，不仅由科学工作者和提议者造就，同时也由接受者造就。科学事实由两方面来决定：一方面，由某实验室或某研究者在该场域占有的位置所决定；另一方面，又由与接受者地位有关的种种感知能力所决定，一般而言，接受者地位越低，则强制性和权威性的作用越大。

　　（三）科学哲学：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是库恩提出的概念，指由科学家所组成的封闭的共同体。从事前沿科学的学者，其研究由某种“范式”或“惩戒模式”来决定。范式等价于一种语言或文化，是被认可的成就，是出发点，是未来的导向，也是供采用的研究方案。“惩戒模式”则造就了每种范式依照自身逻辑而实现的所有可能性，最后仅剩下若干恒久存在的无解的谜题。具有创造性的学者首先要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应该是对传统了如指掌的人，而不是对历史全盘否定或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

　　布尔迪厄认为，“共同体主义的视角”忽略了科学世界是一个合法垄断科学资源的竞争世界。科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独来独往的”，他们是集合型的主体。布尔迪厄提出的科学场概念，是对科学界抱有“圣人化”倾向的一种质疑。所谓圣人化倾向，就是把科学界描绘成一个为相同目标而共同奋斗的无私协作的团体。这种理想化的观点，把科学实践描绘成了一种自觉遵循理想规范的产物。

　　（四）科学社会学：场域、惯习、入场费

　　布尔迪厄用“科学场”概念替代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一方面，科学场是各种力量的场，被布尔迪厄称为社会物理学，相关的行动者、研究者和实验室之间存在着一种由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另一方面，科学场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不同的行动者彼此对峙，从而保持或改变现行的力量关系。恰如胡塞尔所说，科学的世界，科学家的世界，仅仅是由科学真理构成的合目的的领域，具有科学之真的存在。但是，科学家本身是生活世界中的人——是其他人们当中的人。科学场斗争的主体无疑是个人，即单个的研究者，当然，也可能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实验室。

　　惯习，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一种“技能”，也就是处理一些问题的实践意识，以及处理那些问题的合适方法。研究者是在科学场中所造就的工作者，其认知结构和在该场域的位置是相应的，并不断按照该场域的要求进行自我调适。

　　科学场的“入场费”首先是指从事科学工作的研究能力。比如，18世纪中叶开始，物理学科的数学化趋势，使对数学的掌握成为进入物理学科的“入场费”。同时，科学场的“入场费”也是指某种幻想、某种渴望、某种科学的生命力，尤其是对无功利之心的指令的无条件服从。

　　科学场自有一套奖酬体系，引导容易出成果的人走上多产的道路，研究人员越是知名就越能出成果，并且越能长期保持这种势头。科学场把信誉给予已经有信誉的人，最有名望的人最多地享用表面上在署名者之间平等分配的象征性利益。

　　布尔迪厄把科学与科学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析对象。他自称无意介入整个社会科学场，尤其是没有意愿成为这个场域的权威。然而，缘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涉猎及多方位的学术影响，他无可置疑地介入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在布尔迪厄看来，一方面，社会科学面临相对化的危险。社会科学要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存在一种特殊的困难，必须克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我们要从社会科学所构成的客观化手段中清除使之相对化的东西，因为社会科学中某些无意识的决定因素，早已定格在学者的头脑中，或者定格在形成学者思维定式的社会环境中。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显而易见地受他律的支配。从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和象征秩序的视角来看，不能赋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的自律性要求。由于其外部压力特别强大，社会科学不能任其自行决定自身的作用，不能任其自行其是。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把观察者的视角与行动者的实践视角结合起来，整合为一种自在自足的自我证实的观点，由此建构一种配称科学的真理。所谓“反观性”的工作，目的在于客观地认知主体在其认知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赋予的先天的、无意识的东西。这种无意识的东西表现在主体的惯习中。一方面，惯习是先天的，对一切经验的感知和判断进行组织与整理，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另一方面，惯习又是后天的，因为其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由最初的专业教育所造就的。

　　布尔迪厄认为，科学是一种让某种发现面世的建构，是一座无边无际的、为集体所用的集合型建筑的殿堂。然而，科学场如同其他场域一样，是一个包含权力、资本的集中、垄断等的社会空间，科学结构内部充满了竞争和斗争。在他看来，今天科学的危机就在于科学场的斗争。这既会妨碍科学自身的进展，又会损害科学自身的声誉。科学场的斗争有两重特性。其一，封闭性，即同行对手之间的竞争性。这使得研究人员除了内部最能理解他们但也最挑剔他们的同行外，很难找到其他的接受者。其二，实在世界的裁决。研究人员通过酝酿研究计划、发掘科学世界的真相、听取同行评议，在彼此间的对峙中心照不宣地接受“实在世界”的裁决，采取接近于现象学家所谓“自然的态度”。

　　布尔迪厄强调，我们必须超越圈外人将“科学共同体”当作快乐的理性王国的天真想法与圈内人士把研究者间的交往贬低为工于心计的权力关系的粗俗看法之间的对立。前者把科学界视为康德意义上的目的王国，后者则把科学生活视为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

　　布尔迪厄认为，我们需要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分析，需要让科学工作者更好地理解社会运作机制对科学实践的导向作用，从而使自己不仅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而且还要成为从中产生自然知识的社会世界的主人和拥有者。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布尔迪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20NDJC167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