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关于人被技术控制的各类学说层出不穷。不过，即使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会认为人类总有拯救自身的可能。

　　拯救的悖论

　　芒福德（Lewis Mumford）强调，技术的决定作用只是表面现象，是人的疏忽造成的恶果。人的疏忽，用芒福德的术语来讲，就是机器观念（machine ideology）取代了有机观念（organic ideology）。自中世纪的僧侣以钟表规范行动以来，机器观念扩散开来，人们开始信仰量化、独立于人的机械世界。机械世界标准化的控制，最终导致人在机器面前投降，成了机器的延伸。不过，芒福德拒绝被机器决定，他认为有可能回到有机观念，即恢复到最初的平衡阶段——技术总体上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魅影。

　　这里，芒福德遇到了一个困难：既然人的行动和思维已被机器观念左右，那么人要如何摆脱机器观念而重拾有机观念？后来的媒介环境学者也像芒福德一样，遇到了“拯救”的悖论：既然新技术已经破坏了由印刷术建立起来的思考和理性的传统，我们又怎能凭借“中了毒”的大脑“拯救”自己？如果能够自我“拯救”，岂不否定了新技术造成的实际破坏？

　　这个问题使芒福德求助于人的天赋。他认为，尽管机器观念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总是具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意志；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最终要看人类的潜能发挥到何种程度。“一旦有机论的世界图景呼之欲出，完满经济的工作目标不会是将人类嵌入机械之轮，而会是充分发展每个人的无限潜能，每个人都能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有意识地从过于屈从于机械系统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样，芒福德不仅设置了一个超历史的人性概念，而且假设人类具有健康的价值观，每当人类遇到危机，就需要回到健康的价值观以“拯救”病态的文明。

　　人本主义的拯救方案

　　波兹曼（Neil Postman）回应“拯救”悖论的思路与芒福德基本一致。首先，人类发展史是技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人类经历了工具使用时代、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工具使用时代，人主导着技术，工匠具有较高的自主性；技术专家统治时代，是人和技术争夺主导权的时代；技术垄断时代，技术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其次，要把人类从技术垄断中“拯救”出来，必须恢复到人对技术掌控的状态，也就必须假定：人有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先天能力。传统价值观，在芒福德那里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波兹曼则追溯到18世纪。最后，波兹曼给出的建议是，应当重新发现和开垦18世纪的遗产、文学和思想，用理性战胜迷信。

　　与芒福德和波兹曼不同，莱文森（Paul Levinson）认为，人能积极驾驭技术，不是源于人的超越性的天赋，而是体现在媒介演化史中的历史事实：“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作一种‘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的理论。”

　　莱文森在21世纪初为信息化新千年（information millennium）勾画了一幅图景，指导人们如何更好地让媒介符合人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图景。仅仅十年后，卡尔（Nicholas Carr）出版了《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指出互联网正是在顺应我们意愿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习惯。表面上看，是人使互联网越来越符合用户的需求，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人性化趋势”给大脑带来了灾难。这也正是芒福德所刻画的人在机器观念的笼罩下浑然不觉的状态。不过，卡尔的解决方案也并没有超越芒福德人本主义式的方案，最终求助于人最不可能被计算机取代的部分——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等能力。

　　总之，芒福德等学者把人类自我拯救的能力确立为人类永远不会被技术控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承诺自我拯救能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增加有关技术的理论或知识，而在于在实践中克服“拯救”的悖论，使人们在技术的碾压下看到希望。

　　非人类中心的拯救方案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技术时，往往思考的是技术对人的意义。人类为什么需要技术？是因为人类的身体潜力极为有限，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应付自然。从这个人类中心论的角度看，技术本质上是遵循着省力化法则的人类延伸物：技术经过了工具（tool）、机器（machine）和自动机（automata）这三个阶段，不仅解放了人类的手脚，而且解放了大脑。

　　到了自动机阶段，许多学者认识到，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很难看清技术的本质。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为，技术是独立于人的（independent of man himself）——这并不是说技术将要取代人类，而是说人类已无法限制或驯服技术。处于技术控制下的人类具有堕落的必然性（necessity），要想从技术魔鬼的手中重获自由，必须信仰神设定的超越性的目的。相比于人本主义的自救方案，埃吕尔的神学“他救方案”就显得呼应者寥寥，可以说是被搁置到了学术的边缘。不过，我们或许应看到埃吕尔在人类中心论之外所打开的思考维度。

　　技术在本质上独立于人，并不仅是猜想，而是实际发生的社会现象。维纳（Norbert Wiener）在首次出版于1948年的《控制论》中即指出，拥有记忆、学习能力的自动机并不是科学幻想，恒温器、自动罗盘驾船系统、自动推进导弹、防空火力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石油裂化蒸馏器和超高速计算机等自动机早已存在。当然，维纳所说的独立、自动的技术，主要指的是技术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增殖的能力，与人的自主性还有很大距离。我们日常所说的人自主作出决定，指的是人有达到某种目的的意愿，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维纳所描述的自动机并没有一个属于自我的目的，其自主性仅体现为自我反馈的能力，因此只具有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自主性。

　　实质上的自主性，应当理解自身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技术如何可能理解自身？或许，当今许多人具有“人是目的”这一为康德所牢固确立的信念。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本主义可能会越发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复杂性科学奠基人阿瑟（Brian Arthur）指出：“现在的主流技术是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功能网络，一种‘物—执行—物’的新陈代谢，它能感知环境并通过调整自身来作出适当反应……事实上，未来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够自构成、自优化、具有认知能力，还能自集成、自修复以及自保护。”

　　我们以阿瑟的技术系统尺度衡量人，就会发现人不仅不能成为技术系统的掌控者，反而只不过是这种系统的有机版：人的机体对应阿瑟所说的“物”，人的神经活动则是“执行”。这样，人类的智慧就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算法，整个人体就可被定义为一种有机技术系统或信息处理器。信息处理器需要不断换代升级，鉴于无机机体的运算能力远高于有机机体，留给人们的升级道路似乎只有一条：由有机到无机或更高的形态，否则将会沦为被处理的信息。或许，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埃吕尔具有先见之明：如果人只是信赖自己的天赋，旁观技术的自我增长，让技术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前进，而不再谋求自身的升级，就会“降低到催化剂的层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德国媒介哲学研究”（19CXW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