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媒介化现象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同时发生。技术通过媒介化能够催生新的知识并产生新的文明，这种独特的技术现象正如传播学家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所描述：“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壁画、象形文、字母文以及纸莎草、竹简、书籍、电子设备等媒介物，无不承载着源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风格迥异的人类文明。
技术媒介化现象的起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技术现象，技术的媒介化现象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技术媒介化的产物并非为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用于信息传播的媒介技术，而是一种被芒福德（Lewis Mumford）称为“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y）的技术形态。这一时期，技术的媒介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囤、谷仓等容器技术的出现。容器技术和如今的媒介技术虽然在外形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功能上却存在着一致性：承载、存储和传输。前者的存储对象为实在的物品，后者则为虚拟的信息。也就是说，媒介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用于存储信息资讯的信息容器。正是因为察觉到这一技术媒介化的现象，媒介环境学者斯特雷特（Lance A. Strate）才会用“容器”“环境”“围场”“城市”等看似与媒介技术毫不相干的词汇来研究媒介问题，并认为“技术即容器的观点更加接近媒介环境或技术系统的观念”。
印刷术以前的技术媒介化现象。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技术的媒介化现象主要体现为口语文化的繁荣以及造字术的出现。技术媒介化在口语文化中主要体现在口语表达技巧的丰富性与规则性之中。比如，诗经中的歌谣、对仗工整的汉赋、韵脚格律严谨的唐宋诗词、诗人荷马口述的神话故事等。造字术是构造书面文字的技术，从口语到文字是技术进一步媒介化的结果，文字引入了全新的语法和句型来记载文化材料。技术开始介入语言媒介中，并转化成新的文字媒介。较之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体现出更明显的技术性。对于这一阶段技术媒介化对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古人已有所察觉，比如《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论语》中也提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一阶段技术媒介化带来的问题在于，识文断字虽然有助于人们记载信息，却使人们更加依赖文字，习惯于用外在的文字符号帮助自己回忆，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回忆。此外，人们学习到的将是大量书本信息，而不是老师的言传身教。
印刷术时代的技术媒介化现象。进入16世纪后，技术的媒介化现象开始表现为印刷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书面文字的兴起和书籍的大量出现。比如，中国自宋代以来书籍文明的繁荣，“到了宋代，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则已鼎足而立，出版家已遍布大江南北；到了明代，‘燎原’之势已经形成。除了边远地区之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本地的刻本（写本）流传至今”。此时，“欧洲已经建立了许多印刷厂……由于这些进展，书籍贸易兴起，印刷厂的规模也扩大了……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一时期（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技术的媒介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社会阶层和世界的图景变迁。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及现代科学的兴起等文化运动，也都与技术的媒介化有关。比如，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大量新书籍开始出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由此带来了宗教改革。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认为：“到15世纪末，德文版的《圣经》已经大量印行……人们对白话《圣经》的兴趣，尤其是大学兴起后的兴趣，导致学者与教会的冲突……1516年3月出版的希腊文《圣经》，使人摆脱神职人员的思想奴役，该书对人类思想的贡献，胜过路德所有著作的怒吼声。”17世纪英格兰对宗教的初始兴趣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对科学的兴趣则呈现为上升的趋势，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重的位置，并得以加速发展。科学开始从小科学演变为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大科学，从一种科学文化转型为一种全新社会建制即现代社会，并构建出了以科学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现代世界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印刷术、火药和磁针这三种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为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学术……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
工业时代的技术媒介化现象。17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兴起，随着第一台活塞式蒸汽机的出现，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19世纪初，第一台化学电源驱动电动机的出现又带来了电力革命。蒸汽机和电动机的出现使得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开始与技术紧密结合，科学化的技术得以形成。此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工业革命所吸引，开始讴歌生产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媒介化现象逐渐被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生产化所遮盖。虽然这一阶段技术的媒介化现象并不明显，但却酝酿着新的技术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在电力革命的影响下，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出现。1837年，莫尔斯码出现；1875年，电话机出现；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98年磁带录音机出现；1906年，无线广播实验成功，随后电视机出现；1945年，第一台使用电子管的数字计算机出现，同年，冯·诺依曼机诞生。相较其他用于物质生产的工业技术，这一系列以信息传播为目的的媒介技术构成了工业革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信息时代的技术媒介化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媒介化现象日益显著，在现代信息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人机共生、万物皆媒”的“智媒时代”。从电子邮箱、社交网络、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到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媒介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塑造出新的世界图景“媒体新世界”和新的物种“媒体新物种”。以移动互联网为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IPv6地址数量为57634块/32，较2019年底增长13.3%。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79.1%。”据《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手机网民平均每天上网长达5.69小时。人们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之间的黏性很大，“看手机”和“用手机支付”已成为当今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上述技术设备正从一种技术工具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态度，并成为维系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网民的形象较之于以往存在着较大不同。这一阶段，网民的年龄阶段是全覆盖的，“低幼“和“白发”网民开始崛起。
当前，人们的衣食起居、日常工作、教育学习等社会生活高度依赖于媒介技术，技术的媒介化正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技术媒介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以教育为例，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波兹曼（Neil Postman）对线上教育所滋生的“学校危机”即教育的娱乐化有所顾虑。教育的目标不只是向学生传递知识，教育过程根本上是一种润物无声的过程，网络上优质资源的普遍共享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为此，波兹曼提出了平衡媒介与教育之间关系的“恒温器”观点，并指出学校媒介素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弄清这些信息偏向，知道用什么办法来使之平衡。”这便展现出深入研究技术媒介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6XNE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