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最基本的动力之一是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获得关于自然的体系化知识，起步即直面自然，正如严复借用赫胥黎的话讲“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乾嘉学者的学术旨趣不在“仰望星空”，更缺乏对自然长期与系统的关注、观察与研究。循着这样的学术路径，很难“开出”近代实验科学理论之花。

　　科学文化本土化实践的深化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两者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科学的现代化，难以见学术文化的整体现代化；没有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难以培育出适宜科学文化枝繁叶茂的土壤。那么，如何在传统基础上继往开来？需要弘扬什么、创新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智慧融合与创造。事实上，百余年来有关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而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与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更是蔚为大观。考察儒学与科学文化的交流史，作为清季儒学主要表现形态的乾嘉汉学与科学的关系则尤为特殊。换言之，以乾嘉汉学与科学的关系为研究进路，可以为我们探寻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融发展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视角。

　　乾嘉汉学与科学之“缘”

　　乾嘉汉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以提倡“朴实无华”为取向，以训诂、考证作为明经的手段，也常被称为“朴学”“考据学”。后世学人对乾嘉汉学多有研精覃思，早在清末民初，乾嘉汉学与科学之关系的探究已有诸多创见。胡适赞其确实有“科学”的精神。严复则以西方实验科学为标准指其“不得为学”。梁启超在点评汉学无用之际又讲经清代考证学训练，“应接欧美科学，可造‘科学国民’”。

　　严格来讲，近代科学对于中国而言是“外源型”的，乾嘉汉学则是循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至清代兴起的学术体系。那么，何以引得众多大家将二者关联？而其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

　　就时间节点而言，乾嘉汉学处于两次西学东渐之间。明清鼎革之后，尽管清初几位皇帝表现出对科学的热衷，康熙更是在畅春园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但较之同一时期西方科技正进入体制化的阶段而言，这位皇帝对西方科学很难说是真学、实学。其后至雍正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及至乾隆朝厉行《防范外夷条规》，科学文化东渐几于沉寂，此时正是乾嘉汉学发展为清季学术高原上的高峰之时。

　　以此观之，乾嘉汉学似乎很难与科学发生联系，但事实上，乾嘉汉学与其前后紧挨的两次西方科学东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从学术承继上讲，经明末清初几十年间翻译西书及中土人士兼治中西学已有一些积淀，通过师承或家传，汉学家治学虽“所得与西者，为之利器耳”（严复语）却为本土学术发展留下一息西方科学的气象，不致科学在本土学术中竟绝无续。“开吴者”惠栋家学渊源深厚，其父惠士奇治学涉及西方历算且成就显著。“开皖者”戴震之师江永著有介绍西方古典几何体系的《数学》一书，且在治河图、洛书中兼容中西数学，其学深为青年所推重。汉学旗帜性人物焦循24岁开始系统学数学，启蒙读物是梅文鼎中西科学会通之作《梅氏丛书辑要》。由上所举，当然不能说乾嘉汉学因西学而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科学多有交叉，乃至在某些方面西方科学构成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依稀可见。

　　其次，从学术延及来讲，乾嘉汉学相对地提升了“科学”的地位，为再次西学东渐提供了可贵的心理准备。汉学家一再提出，“不知古今推步之长……何以识古今之真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天文算学等“科学”视为明经之必要途径。这种观念的学术史意义在于，长期笼罩在“君子不器”的认识型范下，原本“艺成而下”的“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尽管“科学”仍是“治经”的手段，但也因其不可或缺的“工具性”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传统学术重心性修养而轻“技艺末务”的价值取向，正如阮元评价“下与方技同科”的算学经戴震后“其道始尊”。这种观念也成为民国胡适及一些科学派人物宣扬实验科学、推崇科学方法与精神时所依托的中国传统学术根据。

　　就学术成就而言，乾嘉汉学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对西方科学有所借鉴，而且对“科学”本身作了一些可称道的事业。一是在于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复兴、传承与发展。科技典籍是传统科技文化的载体。但是，一则千百年文字语言习惯变化，一些古书形同天书，其义难懂；二则长久的手抄翻刻，难免讹误；三则很多科技典籍流失亡佚。乾嘉汉学家通过校勘、注释，对前人之言进行了补充改正，并通过搜集钩沉，使很多失传数百年的重要科技典籍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如《海岛算经》等即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而且，汉学家们在一些领域发展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如焦循以改变数学知识传统整理方式为进路作《加减乘除释》，在探寻数学简明性实现习之便宜方面作出了努力。概言之，乾嘉汉学家的考证工作在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复兴和积累传承奠定了基础。

　　二是在于治学上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乾嘉汉学能够在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基本相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为特点和根据，正如梁启超言其是“研究法的运动”。清初承晚明实学思潮的儒学大师治汉学还兼有宋学，考证只是经世致用的工具，至乾嘉时期，学人则专研汉学而基本不问宋学，作为工具的考证一转而为学术的重心，经世致用反为之所掩。当然，此种学术亦有其弊并深为后人所揭，但为考证而考证的治学态度却颇有些“为学术而学术”的味道。具体到治学实践上，启清季汉学之端绪的顾炎武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主张，反对盲目崇拜经典，在考证过程中尤为重视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改变了长期以来注家以注释古人却若隐若现地糅入自己的观点的做法。大体而言，乾嘉汉学家普遍地秉持较为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整理古籍中多采比较、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典型的如对古韵的研究，乾嘉学者借用归纳法对其分类：顾炎武将古韵分为十部；江永再进之，将其分为十三部；段玉裁又进之，将其分为六类十七部，使其更加精密化。这也正是乾嘉汉学为后人所赞的有一些科学精神之所在。

　　科学视角下乾嘉汉学之“误”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加之具有些“科学精神”的乾嘉汉学，或可开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转型的曙光，但遗憾的是，有清一代以汉学为统领的中土学术并未激发出发展近现代科学的自觉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相当多的汉学大儒持有的“西学中源”说就起了非常负面的作用。戴震认为，“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钱大昕甚至为祖冲之的《缀术》画了一条由中土传至欧洲的路线图。“西学中源”说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心理背景。它在一定时期对于突破“严夷夏之大防”，为士人有限学习西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师夷”即是“师己”，但整体上是一种“文化自大”心理在理论上的反映，是对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尽管接触、研习西方科学，但“西学东源”说表明了乾嘉汉学家在心理深处和思想准备上仍停留在不允许西学凌驾中学之上，这决定了他们认识西方科学的宽度与厚度。

　　此外，当时的汉学家普遍缺乏对自然开展长久、持续、深入研究的兴趣，这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相尚，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但这个“实”是以两汉经学典籍为“实”，而非以直面自然的事实为“实”。黄宗羲如此，惠栋及吴派学人亦然。他们将汉儒之言作为不证自明的定论，当秉持“诂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信条并践行之时，治学态度上难能可贵的一缕科学精神也被大打折扣。戴震在事实面前能够坚持不唯“汉”是举，但在对《水经注》中无论“经”还是“注”所记载的地理内容是否与实际吻合则缺乏实地勘验的精神。

　　要言之，乾嘉汉学的学术界落入皓首穷经，“即物穷理”走向“读书穷理”一途，不免脱离实际、实践，脱离对自然的观察与认识。科学发展最基本的动力之一是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获得关于自然的体系化知识，起步即是直面自然，正如严复借用赫胥黎的话讲“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乾嘉学者的学术旨趣不在“仰望星空”，更缺乏对自然长期与系统的关注、观察与研究。循着这样的学术路径，很难“开出”近代实验科学理论之花。

　　科学无国界，但特定的科学家总是成长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具体的科学实践总是展开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近现代科学文化非内生于中国传统学术之中，但绝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相辟相绝。近几十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长足进步，正是百年来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相融的成果。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不断地在批判反思与文明交流中丰富和发展，从而为将来开启一个新的“传统”。乾嘉汉学处于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有了一些借鉴西方科学文化充实自己的作为，但未能也不足以为后人开创一个富含科学文化的传统。其对待外来文化的封闭自大以及难以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的局限性，当为后世所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严复‘格致’与‘科学’比较研究”（18BZX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