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清代宣统元年（1909）七月编著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算起，我国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编目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标志性的成果还有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科技部分）、王太庆在1988年主持编译的《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等。在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思想接触的历史中，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存阅多限于“西学书目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部分书目等并不系统的认知。本文通过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研究进行反思，在西方科学思想的范畴、语种、体例、载体和原典等方面，有些新的思考。在国内外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的爬梳整理，或许对我国相关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所补益。

　　范畴体系有待重新审视

　　范畴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儒学始于“正名”，西方学理始于“定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基本范畴看，由于文化和语境等多重原因，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思想研究应该澄清或识别某些似是而非、断不可望文生义的基本概念。

　　“知识”（epistēmē）在古希腊学术中的喻义超过科学与哲学的综合，与拉丁文化中的“科学”（scientia）只有词源学意义。反倒是“历史”（historia）这个概念看似属于人文学科，但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可能最接近科学思想范畴：通过研判获得知识（knowledge from inquiry）。因而，将亚里士多德的“Historia Animālium”翻译成“动物志”，可能需要解释。“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未必是中文的博物学，而是更接近于当代的百科全书，而中世纪中晚期的“百科全书”（如Paul Skalich在1559编撰的“Encyclopaedia”）则更接近于现代的科学概论或通识教程。“物理学”（physica）并不是今天的物理学，而是与精神现象相对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牛顿时代的“自然哲学”可能是科学的别称，而黑格尔时代的“自然哲学”则可能招致科学家的厌恶。“自然神学”（physico-theology）似乎不可以理解为用自然现象论证神学命题，而应理解为神学中的科学论证方式或用科学方法论证神学信念。看似科学的“宇宙论”（cosmology/cosmography）其实主要是占星术（astrology）而非天文学（astronomy），如同“炼金术”（alchemy）不是化学（chemstry）一样。“七艺”（septem artium disciplinam）不仅是博雅教育体系，可能同时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学术训练系统。

　　在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选编过程中，如果将“最后的教父伊西道尔”（Isidore of seville）编撰的《词源学》（Etymologiae）排除在科学思想经典之外，可能会贻笑大方。但如果将开普勒的《宇宙揭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当成科学思想经典，还不如收录柏拉图的《第迈欧》（Timaeus）更有思想史价值。这些范畴的准确意义，往往很难在近代典籍中查到，而中世纪的辞书的记载可能更可靠。

　　当然，上述范畴仅略举一二。我们对西方科学思想特别是经典文献的接受和解读，会牵涉许多基本范畴，应该具体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甚至同一著述的不同章节，往往科学与非科学混杂，需要进行精深考察。毕竟，基本范畴是把握思想的规制或判据，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整理尤其如此，有必要建立健全类似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表”系统。

　　语言语种有待重新考究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也是学术的载体。语言（语种）不同往往也标志着学术风格甚或学术样式的不同。从语种维度看，西方科学思想的希腊文本看似是原本，其实拉丁经典更值得信赖。按传统观点，希腊的古典学术（Classical Scholarship）或古希腊学术（Doxographi Graeci）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但根据我们的收集整理，可能更进一步证实了王太庆等学者推断的亚里士多德著述“来路不明”。目前西方学界的所谓希腊典籍大多来自“翻译运动”（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Diogenis Laertii Vitae philosophorum）和10世纪的《苏达辞典》（Suida Lexicon），只是提及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医学方面的著述，不曾提及有关工具论或形而上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所谓的希腊经典大多是中世纪乃至20世纪初根据各种“残编”编译而成，所以我们见到的所谓希腊文典籍大多不是原作。而具有可信史料价值的科学文献，主要是古罗马晚期及教父时代开始的拉丁文献。

　　根据我们的梳理，拉丁文作为欧洲的学术语言包括科学语言，从古罗马时期一直沿用到17—18世纪（还有说到20世纪初）。除了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是用拉丁文写作之外，近代科学的经典著作，如笛卡尔、牛顿、休谟、莱布尼兹等人的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写成。德国直到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才开始用德文写作，康德的讲师就职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是用拉丁文写成，法国“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之前的学术作品也都是用拉丁文。这意味着，拉丁文著述是西方科学思想的经典形式。

　　对于我国相关研究而言，必须厘清科学思想的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的原典地位。同时还要爬梳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和佛莱芒语等在科学思想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欧洲当时的科学家及科学思想家几乎都通晓多种语言，并用多种语言写作。比如，笛卡尔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用法文写成，而《指导心灵的规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则是用拉丁文写成，但却是用荷兰文发表。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科学院集聚了来自欧洲各国的顶级科学家，如贝努利（Daniel Bernoulli）等人。院刊《彼得堡科学评论》（Commentarii），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之一，曾先后用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语言刊行。多语种及其交错演化，可能是西方科学思想及其经典文献的重要特征，但拉丁文应该是西方不可替代的古典学术语言。

　　文献载体有待重新挖掘

　　用何种文献形式来记载思想看似形式问题，其实文献载体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构件。从经典形式看，西方科学思想除了经典作家的个人著述外，还有“传记”“词源”“百科全书”，甚至还有“史诗”“剧本”“书信”等多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往往被我国学界所忽略。

　　古罗马时期，出现了一批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普鲁塔克等传记作家，记述了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等人的生平事迹。伊西道尔的《词源学》堪称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包括句法、辩术、修辞、数学诸科及造船、建筑等各种实用技术。拜占庭时期的《苏达辞书》用希腊字母汇集了3万多个词条，可以查到“原子”等重要概念。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出现了一批百科全书：如瑞奇（Gregor Reisch）在1503年编著的《玛格丽特百科全书》（Margarita Philosophica），记录了当时的科学活动及其各科知识。斯卡利奇（Paul Skalich）在1559年编撰的《世界百科知识全书》（Encyclopaedia seu orbis disciplinarum tam sacrarum quam prophanarum epistemon）最接近现代的百科全书，直到《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和《大英百科全书》（ Britannica）的刊行。这些“传记”“词源”和“百科全书”比较系统地记录了西方科学思想的基本范畴、主要知识和重要事件，因而是我们了解和研读西方科学思想不可逾越的经典形式。

　　此外，科学（思想）家未刊发的手稿和个人书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史价值，其价值堪比甚或高于正式出版物。例如，人们往往以伽利略《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Galileo's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作为他的科学观，其实，2018年发现的伽利略写给朋友的信更能代表他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

　　研究范式有待重新查验

　　从思想范式看，传统研究往往把西方科学思想解读为“自然哲学”（如丹皮尔和格兰特）、“逻辑体系”（如怀特海和罗素）、“科学语言”甚或“物理语言”（如维也纳学派）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句法范型”（如库恩）等。我们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爬梳或可提供的理解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思想范畴，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是“七艺”（Artes liberales）的形成、发展、定型和演化的过程：由句法（grammatica）、辩证法（dialectica）和修辞（rhetorica）等构成的“三艺”（trivium）与几何（geometria）、算数（arithmetica）、天文（astronomia）和音乐（musica）构成的“四艺”（quadrivium）。“七艺”不仅是七门学科，而且学术准则和研究方法（论），规制了西方的学术特点、哲学论证方式、科学研究范式和高等级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西方学术文化万变不离其宗。

　　中世纪的教父和经院学者试图用数理推证上帝，特别是“三位一体”（Trinitas）的存在从而导致数理科学在基督教中具有合法地位。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人，试图用几何体系推演伦理、政治乃至所有哲学问题。直到20世纪，罗素还试图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努力，维也纳学派则发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e）。库恩认为，科学革命造成了“世界观转变”以及后现代主义者“认识论断裂”。

　　但是，上述观点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在西方科学文化中，具体科学知识可能不断更替，但作为西方科学思想根基“七艺”或推证传统，一直延续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及科学思想家乃至哲学家，都同时具有逻辑、辩证法、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具体科学等多方面的造诣。这是研读西方科学思想经典著述的最重要的见识，因而我们的学术应同时强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建设。从这个角度看，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

　　学术原典有待重新定位

　　从原典传承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传承，那么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思想文化可以说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的流传。由于西方学术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因而西方科学思想具有高度的经典依赖性及其思想传承的逻辑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都是西方科学思想的原典或楷模。

　　西方的科学家和科学思想家乃至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欧式几何，或按欧式几何进行思考和创作。其中，包括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霍布斯的《几何学的原理和推证》（De Principis &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康德的《通过几何学解决自然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Metaphysicae cum geometrica iunctae usus in philosophin naturali）、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等。

　　一部西方科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欧式几何学的传承史，西方文化是一种偏执于数理推证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的相关理念：天人合一、格物致知、观象制器、修齐治平。或许，这正是中国智慧的初衷与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与研究”（14ZDB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