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记忆增强已成为反思人类增强的一个新兴点。以往人们讨论人类增强较为依赖身体与心灵以及技术与人类的二元论假设，而哲学对二元论长久的批判也说明了这一假设存在的问题。这一假设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接受并不意味着合理。随着记忆作为克服身心二元论的一种方法被柏格森提出，也随着与记忆修改和增强有关的记忆科学的迅猛发展，记忆哲学成为一个较好的可以选择的视域。通过对记忆增强的考察，能够为看待人类增强及其技术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而理清记忆增强在整体记忆哲学中的地位，能够为理解记忆增强提供一个扎实的学理基础。

　　记忆现象的哲学研究

　　从哲学初始，记忆就与灵魂、知识问题同根而生。灵魂问题随着形而上学在哲学内部止步，知识成为记忆的一条隐藏起来的线索。回顾哲学史，柏拉图的“知识回忆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中的记忆与回忆”、奥古斯丁的“记忆与智能是灵魂构成的两个部分”、康德的“记忆即注意力”等，是各个时期哲学家提出的记忆观念。在当代哲学中，罗素、赖尔、塞尔等给予我们的是“记忆是心灵的状态或者能力”；胡塞尔、海德格尔、利科等现象学家论证了记忆作为时间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现象何以可能。从记忆观念来看，哲学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承载者来看，记忆曾被作为灵魂、心灵与意识等承载者的衍生现象；从规定性来看，记忆曾被看作灵魂的状态、心理现象以及意识行为。这三种对记忆的理解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心理学的异军突起而止于心理现象。

　　当记忆被看作心理现象时，哲学反思已站在一个分水岭前：记忆最初是朴素的哲学对象，最终却没有成为真正的哲学对象，而是消散于心理学中。这一过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他的经验心理学建立起了一个基于意向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内，他指出了表象、判断与爱恨三类意识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指出了哲学家思考记忆的时候面对的悖论：一方面，记忆是知觉之后的意识现象，与知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行为；另一方面，记忆又是已经逝去的意识对象呈现的条件。布伦塔诺之后，记忆附属论以及内在的心理主义不断发酵，最终使记忆的理论研究走上了三条异质路径：实验心理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实验心理学领域有赫伯（D. O. Hebb）、米勒（Brenda Milner）等学者，这一支走向了实验路径，当前开始与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相融合。第二支是记忆现象学传统，有坎德尔（Eric Kandel）等学者，从记忆的意识分析到记忆的历史与宗教性，目前逐渐涌现出的是记忆与心性关系的讨论。第三支是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传统，从记忆的心灵构成再到对记忆的认知机制的挖掘。这三者共同形成了记忆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的分野版图。当代记忆哲学在异质缝隙中应运而生。

　　回顾对记忆的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时间性、心理性、质料性和功能性是最主要的观念遗产。记忆的时间性，强调我们通过记忆行为获得过去之物，这意味着记忆是意识容器，过去的内容在回忆中被提取。记忆的心理性，意味着记忆是心理现象。记忆的质料性，意味着记忆是过去的意识内容的建构，是在回忆中被回忆起的过去的事件被建构。记忆的功能性，意味着记忆是心理实体的能力表现。由于哲学自身强大传统的影响，使记忆分析始终在知识论框架下展开，哲学家主要投身于澄清记忆的确证性。这五个方面成为记忆的基本规定性。

　　当代记忆哲学的状况

　　严格来说，“当代记忆哲学”与记忆知识论同义，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主要指知识论和心灵哲学主导的对记忆的哲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贝内克（Sven Bernecker）、米歇尼安（Kourken Michaelian）、米建国等学者。他们从罗素的记忆因果痕迹理论出发，在反思当前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基础上，讨论记忆的内涵规定，相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如遗忘是一种美德、记忆是精神性的时间旅行（Mental time travel）等。此外，他们还触及记忆伦理学等基本问题。总体来说，他们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从记忆角度尝试沟通现象学与心理学、分析哲学的鸿沟。

　　从本质上看，当代记忆哲学还是依赖于传统的五个预设：时间性、质料性、心理性、功能性和确证性。这一预设如此牢固，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记忆研究理应属于认知哲学或心灵哲学。但是，这样一个成见遮蔽了记忆的五个规定性。

　　1.记忆的时间性不仅具有过去性，更是时间纽结，强调未来指向。在大多数记忆哲学家看来，记忆指向过去，比如对曾经感知过的对象的呈现，或者是过去知觉行为的滞留。过去之物也意味着与当下有时间间隔，通过当下之物的刺激，而被确立为对象。在这样一个设定前提下，关于记忆与过去的多种关系，如再现、忠实、抵抗、回避等得到了诸多讨论。然而，这一设定忽略了时间是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纽结。事实上，记忆与回忆能够对未来行为或事件进行意义奠基。

　　2.记忆的质料性并不意味着仅为过去之物的呈现，更是过去之物得以显现的条件。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记忆还是被作为过去内容的建构呈现。胡塞尔的贡献在于有效区分了记忆行为与记忆对象，更多地将记忆行为的本质加以分析，给我们呈现了记忆的意向结构。但是，相比之下，他在此方面的贡献还是略逊于布伦塔诺。布伦塔诺揭示的记忆是条件这一观点不容忽视。前者是个体记忆得以可能的条件，后者是历史记忆得以可能的条件。在这样的意义上，记忆不仅将自身表现为过去的内容，还表现为对内容的整理。比如，神经科学关于记忆的研究，恰恰依据了这样一个观点：记忆是信息的编码和再提取。在哲学史上，这一观点也曾出现过，比如洛克的记忆痕迹。但是，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记忆是条件这样的理解来看，将记忆仅看作内容呈现，就存在明显的局限。

　　3.记忆的心理性很容易遮蔽记忆自身的具身性维度。在哲学史中，记忆被看作与意识、心灵相关现象的观点非常牢固。柏格森扭转了这一观念传统，将记忆看作破解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的关键。这一观点的提出，为记忆摆脱心灵附属提供了可能。随着身体哲学的崛起和具身认知等概念的发展，记忆自身的物质维度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这种摆脱才变成了现实。在当前的哲学讨论中，比如记忆与技能的关联被更多揭示出来。摆脱心理附属，也是记忆研究摆脱自身心理主义努力的延续，只是摆脱的是一种心理主义的设定，而不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4.记忆的功能性强调记忆是一种心灵能力的表达，但功能性并非其唯一的规定性。在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记忆观念始终在“打架”。其一，记忆是一种能力，比如与注意有关的能力、与信息保持有关的能力、提取编码信息的能力。其二，遗忘被看作能力的丧失或退化。比如，康德认为，遗忘是注意力的减弱。在这一背景下，记忆伦理的基础通常为：记忆是一种美德，而遗忘是一种恶德。同时，大部分记忆实践活动也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然而，这样一个基础往往忽略了遗忘的本源性，以及遗忘在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5.记忆的确证性是记忆附属论的产物，忽略了回忆所蕴含的情感模糊性。知识问题是整个哲学的核心基石，而传统知识论始终强调反思主体的地位，强调确证与真的首要价值。以胡塞尔为例，他曾探讨过记忆的自明性，并指出，相比于知觉，记忆具有较少的自明性。但是，就记忆本身而言，回忆本身所产生的东西更多是具有激发情感与认同、引导未来行为的特点。在回忆过程中，回忆是点点滴滴地形成的。

　　当代记忆哲学主要还是来自知识论、认知科学哲学的支撑。在国外，一些知识论哲学家和心灵哲学家开始转向对记忆的揭示。现象学也并没有为当代记忆哲学提供更多支撑，一方面，记忆的现象学研究相对较缓；另一方面，当代记忆哲学家积极地试图与现象学家寻求对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反思视域的记忆哲学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基本上获得了两个认识：首先，记忆哲学成为一个视域，而不仅是作为对象；其次，记忆增强属于认知增强的范畴是认知科学的偏见。在记忆哲学的视域中，构建起一种指向人类增强理论与增强实践关联的理论框架。

　　1.记忆有助于反思当代哲学与增强技术的关系。20世纪以来，哲学家一直都很重视对科学技术的思考。在记忆问题上，柏格森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还不成熟的生物学和心理学阐述记忆在破解身心二元难题上的作用。不幸的是，因为科学技术自身的限制没有成功。100多年后，随着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记忆研究的相关实验和命题不断被提出，修改、删除、植入和增强等记忆实践活动引发了极大争议。这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难题，为人类增强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这同时也使身体与心灵的关系问题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性。

　　2.记忆哲学不仅是哲学在智能时代的出场方式，也可以作为人类增强时代有效出场的方式。面对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政治学等）在记忆实践领域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心灵哲学、认识论好像已无力作为。在弥合记忆理论与实践鸿沟的过程中，需要预先做的事情，是对记忆知识论进行更为严谨的梳理，对记忆心理主义进行批判。通过梳理，我们会发现，当代知识论自身的具身转向、认知转向如何为未来的人类增强研究提供一定却不够的可能性；我们会更进一步看到隐藏在知识论传统中的记忆附属论的前提；我们还会看到通过改变记忆与遗忘的传统模式而确立起遗忘的特定地位。记忆哲学确立起哲学的出场方式，能够让我们获得洞见，从而把握住当代增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