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教育逐步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吸收、借鉴与转移国际有益教育政策经验的过程。其中，我国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教育制度与政策选择的过程，始终同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需要相一致并进行动态调整。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与教育国际化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天，站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国逐步进入到以促进学生全球自由公平流动的制度推进与政策建设为重点的国际教育战略发展阶段，这是将国际教育与国家发展、时代变迁与学生主体能力发展紧密结合的政策逻辑选择。

　　早期留学教育政策服务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建设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生全球流动政策主要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其中，国家公派留学政策是学生全球流动的主要规范和依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与政府确立了向苏联学习的“定向、集中、大量”的政策导向和“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的政策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培育和吸引大量国际化与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奠定了重要的留学生制度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国际学生交换计划再次启动。少数大学开始招收海外学生，结束了出国留学停滞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央恢复了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战略决策，同时作出积极引进来华留学生的制度安排，以吸引国际高级专门人才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要，重新树立了学生国际流动的常态化政策支持机制。这成为我国当代促进学生国际流动政策的新起点。

　　1992年，国家重新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教育总方针，并在1993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系统提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与加强国家教育交流合作，标志着我国学生全球流动的公开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允许大学自行决定国际学生的入学与收取学费，以市场为导向的短期课程或正规项目的国际学生大量涌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国际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国家积极发挥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国际教育政策工具，极大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与国际学生双向流动的适度增长。

　　新世纪国际学生流动政策成为国家教育战略明确发展内容

　　步入21世纪，国际学生流动被正式纳入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规划。2001年，国家颁布《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两个文件，提出了扩大留学生的政策和国家指导。在促进教育振兴重要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学生全球流动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如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的建立与发展（2000年），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政策”的废除（2003年）与国家优秀自费留学奖学金的设立（2003年），国家公派“三个一流”方针的提出与实施（2003年），在留学人才引进工作中界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指导意见的发布（200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生项目的设立与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工作意见的提出（2007年），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的部署（2008年）等。

　　2008—2013年，我国政府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教育管理，继续努力完善奖学金制度。2010年，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其指导下，教育部为了推动来华留学工作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为了达到政策目标，该计划还具体规定了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发展思路、政策保障、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宣传推介、招生录取、培养模式、专业课程、师资建设、质量保障、教育管理、管理队伍、生活服务、社会实践、奖学金体系建设、毕业生联系工作等20项具体内容。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国际学生流动政策从高等教育领域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国家与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政策改善了学生全球流动的方向和类型，实现了我国学生全球流动格局的现代化变化。

　　新时代学生全球流动政策确立新的伦理取向

　　当前，在全球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国家社会政策中大行其道、我国经济实力和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复杂国际背景下，新时代我国学生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国家教育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为首要的政策伦理取向，运用好系统变革和能力建设等政策工具，转变学生全球流动能力国家治理的政策配置，是新时代我国学生全球流动国家教育治理的核心关切。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其中“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核心要点之一；“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为我国新时代加强学生国际流动建设以服务人类共同发展利益指明了正确方向。2016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正式启动了中国参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实践。近期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其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推进“一带一路”是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与路线图。为了切实推进中国国际教育战略，构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体、以中外人文交流与教育国际化为两翼的行动路线，我们需要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学生流动作为其优先发展的领域与主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流动正义的学生全球流动能力建设，成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生全球流动发展的题中之义。在国家国际政策的文本与话语中，逐步开始强调全球范围流动的学生的教育质量与留学体验的重要意义。面向未来，培养学生具有全球流动的潜能与内生力量，支持与服务全球教育流动中学生主体能力的发展，应该是国家支持学生全球流动发展的新的突破点。与之相应的国际教育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立足点就在于探究基于学生全球流动正义和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的学生全球流动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互动关联，以及在此之上积极倡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总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驱动下，依托“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学生全球流动相关的制度体系和政策系统整体变革，是我国当下和较长一段时期内推动学生全球流动能力发展的政府责任。通过对国际教育政策过程的控制，对政策衔接、配套、协调机制的理顺，以及政府、学校、学生和社会的多元化努力，最终形成国际教育政策的合力，促进学生自由公平的全球流动发展，发挥海外留学归国学生和来华留学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教育现代化事业的更大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生全球流动能力发展研究”（BDA180027）成果）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