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且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对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内涵的拓展和深化，也是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成就。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和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贡献。

　　一般而言，现代是区分当前和历史的重要时间概念，现代化是在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征人们追求进步的过程及结果的理论范畴。农业文明时期，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孕育不出现代化的理论范畴。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生产生活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特征，现代化的理论范畴应运而生。现代化反映和体现了人们渴望进步、追求发展的美好愿望和强烈动机，现代化过程是人们为了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而积极进取、不懈努力的活动的时序展开，现代化水平是现代化实践的结果，实现现代化是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达到了某种预期的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一，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新的内涵和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此后党的八大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章；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强国目标紧密结合的方式和要求。我们党把实施现代化建设作为强国之路，用现代化的水平衡量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成效，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为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方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最初任务是全面追赶，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四个方面的发展差距。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不再是全面缩小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也不再是“西方迷信”者眼中单纯的追赶型、适应型现代化，而是引领、保持和追赶国际最先进水平并存的复合型现代化，是在目前已处于国际领先的发展领域继续保持和强化引领优势，是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领域实现从并排跑向引领的飞跃，是在目前尚处于追赶的发展领域缩小同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这种转变，不仅要求彻底破除“西方迷信”，而且对战略实施的组织安排、制度保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不仅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昭示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前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全面而深刻地回应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诉求。

　　第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彻底破除“西方迷信”并全面彰显中国自信的大战略。近些年来，国内曾一度将现代化错误地理解为“西化”。究其原因，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早于中国，“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外来词；二是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学习西方经验、探索现代化的出路时，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均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成为彻底破除“西方迷信”并全面彰显中国自信的大战略，不仅在于其实践格局实现了从全面追赶国际最先进水平向引领、保持和追赶国际最先进水平并存的复合型现代化的转变，而且在于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方国家治理不能企及的善治、国家治理高效能纳入现代化的内容体系。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二是与制度完善协同的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和国家治理效能的彰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历史和事实证明，无论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多么虚张声势的成就，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经历了多么长的实践和历练，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条件和能力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稳定改善，没有产生孕育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的现实条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先是因为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萌芽之后得到快速发展，旧的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严重的制约，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快速发展的束缚。西方工业革命、经济革命引发了政治革命，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主要体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探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无论初始共识多么同化，追求个体私利的资本家终会因资本逐利成果分配不公平而产生分歧，被利益集团操控的多党竞争使资本主义政治沦为否决政治，进而引发社会的撕裂；任由社会撕裂、否决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制度难逃灭亡的宿命。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制度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宿命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展现出勃勃生机和远大前途。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多方探寻变革图强的出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比较多种主义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领导人民历经艰辛革命和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性的反作用；二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的制度实践不是抽象的国家治理理念的现实具体化，而是在实践探索中稳步前进；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不是围绕生产资料私有者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妥协、政治分肥展开，而是始终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既完备又开放的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具体制度的实践经验被总结提炼形成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再以根本制度为中心、基本制度为基础，丰富和完善各领域的具体制度安排。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国在政治领域已经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运行机制层面的若干重要的具体制度安排有机协调的制度体系。在经济建设领域，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由所有制制度单项支撑，向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元协同格局的转变；三大基本经济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经济制度安排。我国在文化领域也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和若干重要的具体制度安排协同发展的格局。在其他领域，具体的重要制度安排，均形成该领域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的理论意蕴研究”（19FKSB043）、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理论逻辑”（2019XZX-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