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的变革必然带动教育话语的创新，而教育话语的创新必然更深刻地促进教育思想的持续变革。两者关系的辩证相关，彰显出话语创新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学科体系重建、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学术建设使命。“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揭示了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学术文化发展的光明前景和必然趋势。

　　话语创新：带动各学科的理论建设

　　“话语创新”，无疑是新时代带动哲学社会科学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基本“抓手”，也是各学科思想观念持续蜕旧更新的形式载体；既是学科建设和创新的本体象征，又是其思想内涵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特定背景下之符号结晶。这样的深刻意蕴，来源于“话语”自身的本质规定，即集形式和内容于一体的逻辑特质。

　　话语创新既承载各学科思想发展的内涵，又自然地敞亮各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习近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而指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一时代强音，道尽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真谛。“时代之潮头”即发展背景和焦点问题；“古今之变化”即历史渊源和发展规律；“思想之先声”即思想创新和话语创新。他更明确指出“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时弊。富于特色的“中国话语”之长期匮乏，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关注、值得忧思的一种异常现象。因此，作为教育学建设表征的话语及其原创性建构，理当视为新时代教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环节。

　　教育“新话语”（discourse innovation），是针对“中国教育问题”而在具体语境中创生的具有新颖、鲜活和深刻诸品质、充满现实思想意义的言语表达行为。创新教育话语，就必须超越教育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藩篱。即使是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教育“话语”，也需要今天的教育学人结合新时代的思想形态与实践形态而赋予新的内涵、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从而“古为今用”。“五四”以来，中外教育交流伴随“西学东渐”文化进程而敞开了国内教育界的视野，新思维新概念新术语纷至沓来，繁荣了教育事业、活跃了教育思想；其主流是在曲折中逐渐发展，并前后摆脱“左”“右”教育思潮的惯性徘徊而获得长足的进步。当前，教育学话语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新背景下显得相对滞后，需要筛选、重组、提炼与创新，以重拾提升的势头。

　　话语老旧：中国教育学话语缺失

　　现代教育学百年思潮，分别受到美国民主主义教育、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和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浸染，呈现出“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两极摇摆的价值倾向，“而今已觉不新鲜”的舶来话语体系充斥了教育学术场域乃至校园课堂。就以高校流行的《教育学原理》为对象，无论是“新编”或者“编著”甚至是“专著”，长期沿袭一套话语体系，互相照搬、变化不大。

　　作为“西学”的美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潮，极端夸大学生生命的个体价值，凸显对其个性、自由和爱好的过度偏爱，把“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等话语视作至高无上的教育信条，无视“教育生活”与“现实生活”两者的区别，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丰富的理性内涵、降低了其崇高的理想品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无条件强调“自组织”“反逻辑”，走向极端的“反理性主义”——以上两者偏执于过度的“个人本位”。相反，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则以“教育的阶级性”“教师的领导作用”等话语为标榜，过于张扬“社会本位”理念，以致教师中心主义的“塑造”思维时时泛滥。两种理论话语体系鲜明对峙，而共同之处是：缺失对“教育之度”的精准把握，削弱对“价值引导”与“尊重生命”的辩证有机处理。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界的思想场域被杜威与凯洛夫等外来话语体系所垄断，教育学人与一线教师在“外来”的思想场域上打转，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权和话语权。这种情形直到改革开放启动后才有所改观。新世纪课程改革以来，教育学术界译介了大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其中某些新锐的观念刷新了国内封闭且固化的思想疆域，但源自当代实践和改革并具有国际影响的本土“教育话语”依然贫乏，正如学术界所痛切意识到的属于“跟着说”和“重复说”，没有自身的话语；而改变这种状况，亟须立足本土、反思问题、展望改革、原创话语的所谓“接着说”，提炼出中国特色教育新话语并且创造性地“自己说”。

　　话语创新：促进教育学思想的发展

　　教育思想的变革必然带动教育话语的创新，而教育话语的创新必然更深刻地促进教育思想的持续变革——两者的关系如此辩证相关，彰显出话语创新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话语表达的价值远远超越了语词形式和语言学所谓的“表义”。它置身的时代背景与天然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逻辑地决定了教育学的未来学术命运。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必然与特定新语词紧密勾连而鲜明呈现出来。这种表里相符的特质，具有内在的思维新质，自然给沉闷徘徊的教育学建设带来清新的启迪。至于新话语的提炼、概括和产出，需要遵循下述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

　　第一，积极回应新时代。当代中国教育伴随国际交流与国内改革的深入推进，已经出现了富有思维活力的实践形态；尤其是课程设置的改革和创新，打破了僵化一统的刻板现状，“校本课程”“地方特色课程”等名目繁多的课程话语层出不穷，其体系的重建为课程活力的充分释放创造了前提条件，更为课程哲学思想的重建敞亮了意识的通道。全球化背景下，“大学预课程”“双语课程”“网络课程”纷纷出现；形式多样、时间载体灵活的“短课程”“探索课程”“合作课程”乃至“课程即人”“课程即我”等新思想观念的涌现，更是洞开了理论界的课程视野和思维空间。与时俱进，教育的新名片持续出笼——“生本教育”“活力课堂”“主体教育”“体验教育”“可持续教育”，“学习力”“深度学习”“异质学习”等恰如雨后春笋。教育学术界针对改革现实与思想现实，需要提炼出更深邃、更本质的“教育新话语”，给予这个卓越的教育改革新时代更加积极、更为主动的学理回应。

　　第二，高度聚焦新问题。话语表达的陈旧和混沌，真切地反映了话语主体思维运作中的困惑和迷惘，暴露出考量变革时期教育现实的思想迷失和对问题本质的洞察乏力。在这种困境中，聚焦问题、透视表象、审视底蕴，对于敞亮思想、开启理路，产出话语、构建新体系，具有积极的催生作用。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为教育学界公认的“真正教育问题”，几乎凝聚了教育实践界和理论界的所有重要问题：教育培养的目标是什么？为何不能育成创造性人才？教育价值观和方法观究竟异化在何处？“教育全面发展”是否掩盖了教育更本质的要义？马克思曾犀利地推导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它说尽了“话语创新”与“聚焦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话语之困”就是“问题之困”；“问题之解”则有赖“话语创新”。

　　第三，热情鼓励新思维。特定时期的教育研究范式确立并稳定下来后，可能会慢慢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旦如此，妨碍教育学发展的往往也就是该研究范式本身。范式之内，核心思想、基本概念以及作为表达载体的原有话语体系，难免固化为阻碍新观念、新思维脱颖而出的“反作用力”。鼓励研究主体的崛起，就是鼓励其思想风格尤其是思想个性，所谓“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正因如是，以鼓励思想原创为价值导向，就必然要尊重教育研究主体的话语创新。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18BYY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