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故城北城墙遗址 作者/供图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因此，人们常用“变俗革礼”来形容鲁文化的特点。

　　1977—197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曾对鲁国故城遗址展开过大规模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鲁国故城的范围、形制、布局等基本问题，并出版了考古报告《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2011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又在此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这些考古工作有力揭示出，“变俗革礼”并不适用于鲁国故城规划的特点，鲁国故城的规划存在三大理念：重传统、尊礼制和务实际。

　　承袭旧有传统

　　鲁国故城规划的重传统理念主要体现在城角设计、城墙筑法和墓地安排等方面。

　　鲁国故城四个城角皆呈圆弧形，这是沿袭了山东地区史前城址的城角设计风格。在山东及其邻近地区已发现的形状明确且没有争议的史前城址中，如濮阳戚城、阳谷景阳岗、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费县防城、五莲丹土、连云港藤花落等城址，城角形状皆呈圆弧形。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圆弧形城角是山东史前城址的一大特色，曲阜鲁国故城的城角形状应是继承了这种传统风格。

　　对鲁国故城东北城墙的发掘显示，第一期城墙（春秋早期）采用堆筑法建造而成，且未挖基槽。而不挖基槽、堆筑城墙正是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城址的主要特点。换言之，鲁国故城春秋早期城墙的筑城技术应是直接承袭了该地区筑城的旧有传统。此外，城、壕紧邻，城、壕一体是山东龙山城址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参见孙波《山东龙山城墙解剖经验略谈》，《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春秋时期的鲁国故城城墙与城外壕沟相距很近，这也是承袭传统的表现。当然，鲁国故城的城、壕相邻也是工程技术和军事防御的客观要求。鲁国故城这段最早的城墙存宽约5米，高仅2米，城墙相对窄小，只有护城壕沟与它紧邻时，才能扩大高差，保证防御效果。

　　鲁国故城内的墓地存在两个系统，即人们常说的甲乙组墓。甲组墓随葬陶器常见偶数组合（如四鬲、四簋、四豆等），流行腰坑、殉狗习俗，墓主人是殷遗民和原住民。乙组墓则明显不同，随葬陶器常见鬲、罐组合，不见腰坑和殉狗，墓主人是周人。这种墓地分置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战国早期。

　　商周时代讲究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周人和殷遗民、原住民分开埋葬，反映了他们生前也应是分开居住、独立生活的。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周人主要住在城内中部、东南部，殷人、奄人主要居于城内西部、西北部和城外。另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鲁国故城内建有周社和亳社，分属周人和殷人。

　　由此可见，鲁国故城的统治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强行改变殷遗民和原住民的生活习惯与丧葬习俗，而是对他们采取了兼容、怀柔的统治策略。“变其俗，革其礼”的说法，可能不似人们通常认识的那样简单，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更复杂。城内两种族群分置、独立并存的特殊现象，说明周人对殷遗民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丧葬习俗等传统文化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包容。从这个角度看，《左传》有关鲁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尊重周代礼制

　　鲁国故城规划的尊礼制理念主要体现在城市平面形状、朝向设计和宫殿区择中而建等方面。

　　鲁国故城由于城墙弧曲不直，平面形状显得不规则，但从整体上看，属东西长、南北窄的横长方形。现今所见的建于平原地区的很多西周时期城址平面形状多呈横长方形，如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河南汉魏洛阳故城中部叠压的西周城址、河南三门峡李家窑城址、陕西周原凤雏城址等。可见，横长方形很可能是西周时期城址形状的规制。

　　最新考古材料显示，鲁国故城的始建年代不是人们以往认为的西周时期，而是始筑于两周之际，但很可能继承了之前西周城址的形状规划思想。这是城市形状在尊礼上的表现。而且，春秋晚期城内中部的小城，以及战国时期城西南部区域的“汉城”，也均呈横长方形，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鲁国故城朝向的设计也体现出尊礼色彩。《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述了晏子对齐景公说，齐太公筑城时将城市和宫室的朝向设计为向西偏斜，是因为“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今天考古所见临淄齐国故城的方向以及城内两条南北向的主干大道，都是偏向西南，可见文献记载确有所据。当然，临淄齐城不是周初太公营丘所在，但筑城者可能秉承了早期的规划理念。

　　鲁国故城也是同理，城市整体朝向是南偏西，连接中部宫殿区和正门南墙东门的主干道（9号道路）也是略向西偏斜。如此规划也当是“尊周”之意（参见曲英杰《鲁城再探》，《齐鲁学刊》1993年6期），而尊周自然也是“尊礼”的表现。

　　宫殿区选建于城内中部略偏东的位置，这种择中立宫的做法是当时“以中为尊”礼制思想的体现。《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篇》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些记载突出反映了周代“以中为尊”的思想观念。鲁国故城宫殿区择中而建正是这种礼制思想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宫殿区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城内地势最高处，因而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在此营建宫室，也是务实理念的表现。

　　突出实际功能

　　鲁国故城规划的务实际理念主要体现在城市选址、城门分布和路网设计等方面。

　　鲁国故城选址于洙水的拐弯处，同时又处于东部防山向西延伸的余脉上。从宏观大环境来看，南北两面又有大、小沂河和泗河流过，所在位置依山傍水，得天独厚，既有高地之利，又无缺水之虞。宫殿区选建于城内地势最高的周公庙高地上，择高而立，既能体现国君君临万民的威严，也利于军事防御，同时还便于排水。

　　此外，鲁国故城西、北两面城墙直接利用自然河流洙水作天然护城河，而且顺应洙水流向，呈现出弧曲不直的特点。不求方正规则，而是随形就势，因地制宜。鲁国故城的选址和营建显现出筑城者浓烈的务实理念。

　　鲁国故城共发现11座城门，南面仅有2座，其余三面城墙各有3门。城门并未均匀分布于四面城墙上。在东、西、北的每面城墙上，3座城门也未均匀分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两面城墙上，有2座城门皆处于城墙北半段的位置，尤以西面城墙最突出，北部2座城门明显偏居全城西北隅。至于北面城墙则有2座城门位于西半段。换言之，鲁国故城城门分布疏密不一，南半部比较稀疏，北半部相对密集，而在北半部又以西北部区域最密集。

　　之所以这样安排，当与城内居住区划有关。城内中部和南半部是国君和高级贵族的居所（局部地段有空白），而偏北部则是普通居民和手工业生产者的住地，人口密集，来往频繁。因此，北半部城门数量设置较多，便于日常出行。根据居住人口的多少设置城门的多寡，表现出了强烈的务实性和灵活性。

　　同时，这种设计也与防御有关。城门是城防的薄弱环节，城门数量越少，防御性则越强。城内南半部城门较少，只有4座，特别是连接中部宫殿区的城门，也只有西墙南门、南墙东门、东墙中门和东墙北门等。如此安排有力强化了南半部和宫殿区的防御力。在君权专制时代，“卫君重于守民”，从防御的视角看，这依然是务实的表现。

　　由于城门分布不均，加之城市形状不规则，城内路网的设计也很不规整。有别于中国古代城市东西两面城门相连通的一般现象，西墙北门不与东墙北门相通，而与北墙东门以1号道路相连。也就是说，最北面的东西向主干道连通的是西墙北门和北墙东门。另外两条东西大道2号、3号道路，分别贯通的是西墙中门和东墙北门、西墙南门和东墙中门。由此可见，鲁国故城的城门分布和道路设计都很不规则，更多考虑的是城内民众实际出行的需要，显示出了非常浓厚的务实色彩。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鲁国故城是否存在中轴对称的规划理念？就现有材料来看，尚缺乏充分证据证明鲁国故城的对称格局。以往证明鲁国故城对称的主要依据，是全城呈回字形格局，城内中部周公庙夯土建筑群、南墙东门及其东西阙台和城外南部的舞雩台，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这一证据值得重新审视和思考。

　　最新考古发现显示，城内中部确实建有一座小城（该城与鲁国故城报告所说“小城”不同，二者关系有待查明），但时代属春秋晚期，与大城始建年代并不同时。也就是说，这种内外城环套的回字形格局不是预先规划，而是逐渐形成的。还需指明的是，小城的修筑是出于军事原因，为了有效应对三桓势力对公室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查阅曲阜城区地图就会发现，舞雩台并不位于周公庙夯土建筑群和南墙东门的连线上，而是偏居连线西部（大致在明代鲁城东城墙向南延长线的西侧）。所以，三者构成一条中轴线的说法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支持。

　　此外，鲁城东、西、北三面城墙皆设3门，宫殿区建于城内中部，市场位于城内北部。种种迹象显示，《周礼·考工记·匠人》与曲阜鲁国故城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可能是以鲁国故城为主要素材，再经提炼、改造后编写成书的，或者说是借鉴、吸纳了鲁国故城格局的某些元素，再加工、整合而成。

　　（本文系2019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年度青年项目“山东地区东周城市研究”（19DKGJ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