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降，《陶说》《景德镇陶录》等专论陶瓷工艺的著作陆续涌现。这些专著记录了最完整的陶瓷制作工艺和发展历史，是了解中国陶瓷文化的基本典籍，对于热衷中国瓷器制作、收藏和研究的欧洲人颇具吸引力。
185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1797—1873）出版《景德镇陶录》的法译本《中国陶瓷的历史与制作》，这是中国陶瓷文献第一部外译本，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中国陶瓷可参考的唯一权威译作。1910年，在华经年、长期专注陶瓷鉴藏和研究的英国医生卜士礼（1844—1908）出版《陶说》英译本，则为英语世界开创性陶瓷文献译著，堪与儒莲法译本比肩。
《陶说》成书于1774年，《景德镇陶录》行布于1815年。换言之，后出书反而先被翻译并加以传播。这与两书自身特色以及两位译者翻译意图密切相关。
《陶说》为清代朱琰所撰，是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国陶瓷制造源流、发展历史和名窑器物的专著。原书六卷，包括说今、说古、说明和说器四部分。“说今”篇叙述景德镇窑概况，并引用唐英《陶冶图说》二十则完整内容说明景德镇制瓷工艺具体流程。剩余三篇作者则“以亲见之事，参诸旧闻”，将各窑典型器物作为主要依据，叙述陶瓷的起源与发展。《景德镇陶录》共十卷，清代蓝浦撰著、其门生郑廷桂补辑，“博考众家之说，实而验诸当时之制”，全面系统论述了景德镇瓷业发展史，其中对瓷器制作工序叙述尤详，并为此配上形象说明工艺流程的插图，置诸卷首（卷一，“图说”）。因此，较诸问世更早之《陶说》，《景德镇陶录》更符合探求中国制瓷技术要领的欧洲人之需。虽然早在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两次把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传书至法国，但中国文献对陶瓷工艺的整理更为贴切和系统，亦是法国乃至欧洲业界所急需。
在塞夫勒皇家陶瓷厂厂长艾不勒曼督促下，儒莲1851年开始编译《景德镇陶录》。儒莲聚焦陶瓷制作工艺，仅保留与陶瓷制作技术密切相关的内容予以重编，此外参考《陶说》《浮梁县志》等文献。儒莲在书后附上十四幅配图，仿效原书“图说”部分的插图重新绘制，但远为精美妥帖。其一，绘工和制作远胜原刻版；其二，原书中因线装书装订特性和图文相配要求，把整图对折装订为前后页，分割成前后各半呈示，译本还诸完璧。这些图像，配合书中第五章，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生动说明陶瓷制作的工艺流程。
与儒莲不同，卜士礼始终强调瓷器样本对于陶瓷研究的重要性，而这样以器物为中心来梳理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典籍则与其研究观念完全一致。通览古籍的卜士礼深悉《陶说》被中国鉴赏家公认的权威地位，为自己研究之便，他很早就着手翻译并于1891年译竣，但直至1910年，卜士礼去世后两年，译稿才得以在学界期待下付梓。相距半个世纪问世的两本译著，各有胜长，互为补备，均为西方陶瓷学界认识中国陶瓷的重要参考书。
儒莲在欧洲汉学界的尊崇地位无可争辩，但翻译中国陶瓷文献，对他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在序言中坦承缺乏陶瓷专业知识，无法保证对与陶瓷制作、材料、形制、装饰和釉色等相关术语的翻译完全准确。确实如此，他在书中将青器译为“vases bleus”，将冬青、粉青、天青、回青等釉色中的青字也一律译为“bleu”即蓝色，但青釉并非单一青色，常常是青、绿、蓝三色的统称，冬青、粉青和天青也均是青釉的不同品种，而回青又是青花瓷颜料的一种。对此，熟悉儒莲译著的卜士礼也直言区分青色之不易，但儒莲的一刀切做法有待修正。后世陶瓷学家福开森指出问题所在：若其“所释之器皆获目击，即使青字意义含混，其译文当不至歧义若此”。而陶瓷上手经验及认识水平，卜士礼远为儒莲所不逮。
与儒莲译著专注陶瓷工艺、简化复杂内容、强调专业技术术语的准确表达不同，为便于读者更直接地理解文本原义，卜士礼在具体内容翻译中基本坚持精当的直译。卜士礼还在卷目和篇章的划分上延续原书方式，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持译本内容完整性，还为西方学界建立中国瓷器分类标准作出重要贡献。
除卷一“说今”篇，原书其余五卷均体现出明显的瓷器分类思想。卷二“说古”篇将陶瓷制作上溯至神农时期，并着重叙述唐宋元时期各地知名窑口概况。卷三“说明”篇介绍景德镇官窑在明代各朝的命名及其发展、器物及制作工艺。卷四至卷六“说器”篇则用典型器物分别叙说自唐虞器至明器之特征。书中以年号、朝代、产地及釉色、装饰技法等来区别瓷器的方法虽然在中国早已成为公认标准，但对于当时热衷于购买和收藏中国瓷器的欧洲人来说仍是新奇、实用的专业知识。
卜士礼在译本中添加自己在中国获取的一手资料，也使得译本内容更生动且易于理解。卷二“说古”篇古窑考部分，原书介绍钧州窑器时，借用明末方以智书《通雅》文，“钧州有五色，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也”。卜士礼在此处加上注解，结合自己在京游历见闻，对北京报国寺所藏观音佛像的器物特征进行细致描述。此外，卜士礼还添加了21件瓷器作补充说明，其中18件摘自《历代名瓷图谱》，宋汝窑观音尊、宋定窑瓶和清乾隆青花唐英款烛台等三件则取自其私人收藏。卜士礼原本计划加入相应配图，但由于以上图片均出现在此前出版的著述中，故仅于书中列表指出具体图像所在“参诸某书某页”，主要为其本人主刀之《历代名瓷图谱》。
卜士礼对陶瓷文献的翻译，相较于《陶说》，对托名项元汴撰著的《历代名瓷图谱》的发掘、推广、翻译和出版（1908），让他更是获得了西方陶瓷学界瞩目和尊崇。该书“集释古器，爰写真型”，是对陶瓷器型和分类的图像化处理，在欧美学界、业界不胫而走，影响经久。1931年，郭葆昌、福开森再起炉灶，在修订之后以中英文双语对照的形式重金制版推出，重获学界注目，引致国际汉学界、瓷学界重量级学者如伯希和、大维德等人对其考辨，并最终落实“托名伪造”之本质。但其图文对照的直观形式，中国瓷器器型、釉色的描写、分类，对其后欧美学界对中国瓷器之认识及研究，影响不可小觑。
总体而言，卜士礼译本并不是简单转述中国文献，从筛选底本、撰写序言、补充注解再到翻译文本，无不融入其在华多年的鉴藏心得与收获，也因此成为继儒莲译本之后最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的参考书。卜士礼之中国陶瓷研究，从文献翻译和传播再到著述，注重利用图像凸显主题，且以中国自身陶瓷之学术成就和方法论（文献）为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影响着其后之西方研究者，其著作更是成为后续同类出版物的范本。
从儒莲到卜士礼对中国陶瓷文献的关注，有着从注重制造工艺到注重陶瓷器型和类型并视之为艺术和文化载体的变化，即从技术借鉴到文化审美的变化，并且在文本上都借重图像突出其意义。其译述，则对此后之西方中国陶瓷艺术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