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法家思想治国，后人多认为秦排斥儒家，不讲伦理道德。商鞅视修善、孝悌、诚信、贞廉等为“六虱”，认为其将导致国家衰亡。（《商君书·靳令篇》）韩非著《五蠹》《显学》，认为道德伦理无益于富国强兵。贾谊曾说：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勤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新书·时变篇》）

　　批评秦不讲伦理，与禽兽无异。

　　秦不讲伦理之说源出汉初政治家，后人信而不疑，但现今却受到出土秦简的冲击。王国维先生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学者利用简牍对秦代伦理有所讨论，但陆续公布的岳麓秦简有不少新内容，为全面讨论秦代伦理秩序建设及实践情况提供了契机。

　　个人道德的日常规范

　　据秦简可知，秦代非常重视个人道德。睡虎地秦简有《为吏之道》，王家台秦简有《政事之常》，北大秦简有《从政之经》《教女》，是关于官吏、女性的道德要求。相较而言，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内容更为全面。黔首与官、吏相对，是无官职的民，可有爵位，岳麓秦简“新黔首不更昌（1114）”可证。《为吏治官及黔首》是涉及官、吏、黔首等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文献。

　　《为吏治官及黔首》涉及家庭伦理、人际交往、日常言行等诸多内容。家庭中要“毋弃亲 （戚）（1550）”，要团结亲族。“黔首不田作不孝（1539）”，勤于农活方能尽孝。待人要“敬长兹（慈）少（1566）”，“宽俗（裕）忠信（1552）”，宁可“【让】大受小（1553）”。“毋非（诽）旁（谤）人（1543）”，因为“丑言出恶（1497）”，易得罪人。“多言多过（1574）”，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要乐于接受批评，因为“苦言药也（1535+1498）”，“甘言毒也（1540）”，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规范非常细致、全面。

　　对官吏的要求，有“吏有五善（1543）”“吏有五失（0310）”“吏有五过（1572）”“吏有五则（1549）”“吏有六殆（1566）”。如“听闲（谏）勿塞（1504）”，要求从谏如流。“审智（知）民能（0313）”，“善度黔首力（1491）”，要求体恤民众。“精廉无旁（谤）（1573）”，“居官善取（1545）”，要求做官清廉。不要“视黔首渠（倨）骜（傲）（1497）”，高高在上必有过失。

　　《为吏治官及黔首》明言，其目标是：“为人君则惠，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为人友则不争。（1541）”要建立君惠臣忠、父慈子孝、上明下圣、为友不争、为官清廉的伦理秩序。全篇充斥着忠、孝、慈、信、智、廉等思想，全然不是法家视道德伦理为洪水猛兽的景象。《为吏治官及黔首》的编撰和流传，必将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

　　国家律令的强力保障

　　秦代伦理秩序的建设，重点在于运用国家法律来规范家庭伦理、官民关系等。秦代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岳麓秦简载：“●廿六年十二月戊寅以来，禁毋敢谓母之后夫叚（假）父，不同父者毋敢相仁（认）为兄、姊、弟└。（1025）”强调亲子血缘。同律令中对再婚家庭的财产继承予以严格规定，“有子者，毋得以其前夫、前夫子之财嫁及入姨夫及予（1107）后夫、后夫子及予所与奸者，犯令及受者，皆与盗同灋（法）（1108）”。防止妇女再嫁时转移财产，保障子女权益。

　　秦代严厉打击不孝行为。岳麓秦简载：“●自今以来，有殴詈其父母者，辄捕以律论，典智（知）弗告，（迁）。乡部啬夫智（知）弗捕论，赀二甲（0178）而废。（0188）”对于不孝之人，父母、里典、同伍之人有举报义务，里、乡、县长官有调查、逮捕之责，否则将受处罚。对于不孝者，秦律规定：“【自】今以来，殴泰父母，弃市，奊訽詈之，黥为城旦舂。殴主母，黥为城旦舂，奊訽詈之，完为城旦舂。殴威公，完为（1604）【舂，奊】訽詈之，耐为隶妾└。奴外妻如妇。殴兄、姊、叚（假）母└，耐为隶臣妾，奊訽詈之，赎黥。（1598）”不孝行为将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最严重者将被处死，非常严厉。父母可以告发、请求官府将不孝子女处死，但官府不会盲然信从。岳麓秦简载：“黔首有子而更取（娶）妻，其子非不孝殹（也），以其后妻故，告杀、（迁）其子。以如此者，尽傅其所以告。（1179）”要求上报所告内容，以便核查是否属实。秦代对不孝行为处罚严厉，但也须调查核实，以免错杀无辜。

　　秦代还为子女尽孝提供条件。岳麓秦简《徭律》载：“敖童当行粟而寡子独与老（1236）父老母居，老如免老，若独与（癃）病母居者，皆勿行。（1231）”与年迈父母、残病母亲单独生活之人，不得征派徭役。《戍律》规定：“遣戍，同居毋并行。不从律，赀二甲。戍在署，父母、妻死（1299），遣归葬。（1238）”家中成年男子不能都去戍边，戍边时若父母、妻子离世可回家安葬。由此可见，秦代徭役征发充分考虑了伦理因素，尽可能为子女尽孝提供条件。

　　秦代用《教女》等文献规范女性品行，也注重用法律保护女性权益。岳麓秦简《廷卒【乙】》载：“●十三年三月辛丑以来，取（娶）妇嫁女必参辨券。└不券而讼，乃勿听，如廷律。└（1099）”将婚书作为保障女性权益的重要凭证。岳麓秦简还规定：“●诸与毄（系）者及囚奸，虽和之，皆以强与人奸律论之而除女子。（1456）”不论主观是否愿意，与被拘押或囚禁的女性发生奸情，都按强奸罪论处，以保护女囚权益。

　　秦代也注重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度，邻里之间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如伍人有举报不孝子女的义务。此外，岳麓秦简还规定：“●里人令军人得爵受赐者出钱酒肉（饮）食之，及予钱酒肉者，皆赀戍各一岁。（0634）”有人得爵受赏，邻里不得以财物相贺，违者重罚。以此打击吃喝之风，纯洁邻里关系。

　　难得的是，秦还非常重视官民关系。“吏自佐以上毋敢罚黔首，不从令者赀二甲，免（1694）”。胆敢擅自处罚黔首的官吏，罚款2688钱，并免职。《县官田令》载：“●县官田者或夺黔首水以自其田└，恶吏不事田，有为此以害黔首稼└。黔首引水以田者，以水多少（1721）为均，及有先后次└。县官田者亦当以其均，而不殹（也），直以威多夺黔首水，不须其次，甚非殹（也）└。有如此者（1808）皆 当 以大犯令律论之。（1811）” 严禁官府利用权势危害黔首用水灌溉的行为，维护百姓利益。

　　道德表彰的制度激励

　　秦代还曾建立道德表彰制度，借用榜样力量激励民众，推动社会伦理建设。岳麓秦简《奏谳文书》的《同、显盗杀人案》和《巍盗杀安、宜等案》，分别记录了狱史洋和触、彭沮、衷经过艰辛侦查而破获疑难案件、予以褒奖的事例，其中特别强调“精（清）絜（洁）毋（无）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礼”的道德。不仅如此，岳麓秦简第5、6卷中有2组残缺简文，记录了秦代的道德表彰制度。综合之后复原如下：

　　●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亲弟（悌）兹（慈）爱，居邑里长老（率）黔首为善，有如此者牒书 （1165）□别之，（率）之千户毋过上一人，上之必谨以实，当上弗上，不当上而上□□ （1189+C4-1-9） 而上，典、乡部啬夫赀各二甲，有（又）免乡部啬夫，赀令、丞、尉各一甲。已上后而死及有 （1407） 辄言除其牒，而以当令者□。●今上丞相，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布令不谨，吏主（1379）【者赀二甲】，令、丞一甲，已布令后└，吏、典、伍谦（廉）问不善当此令者，辄捕论。后恒以户时复申令县乡部吏治前及里治所。（0136）

　　黔首中孝敬父母、忠敬兄姊、亲悌慈爱的道德典范，基层官吏须按1人/1000户的比例推荐。瞒而不报，弄虚作假，或宣传不力，都将受到严惩。

　　上述道德表彰制度，史书未载，尚属首见。《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始皇曾授予巴寡妇清“贞妇”称号，对其礼遇有加，并筑“女怀清台”予以表彰，是执行表彰制度的实例。司马迁误以为其“名显天下”是因家世富有，当是制度已然断绝，未曾得见之故。汉初设有“孝悌”“三老”等乡官，但已无比例推荐、表彰道德模范的制度。

　　综上可知，秦代并未完全按法家思想治国，也不排斥伦理道德。通过个人道德规范、国家法律保障、道德表彰激励等，秦建立起国家主导、民间参与、全员覆盖、个人—国家—社会层级建构的国家伦理秩序。秦的伦理秩序建设应有一定成效，但整体上不尽如人意。虽有寡妇清的榜样激励，但也有破坏伦理秩序的案件。岳麓秦简《奏谳文书》中有2个涉及伦理犯罪的案例。《得之强与弃妻奸案》中，得之意图强奸前妻，公然破坏伦理秩序。《田与市和奸案》中，田罔顾伦常，竟多次与大姑之女市在官府通奸，被当场抓获。市的弟弟欢、亲戚路为帮市脱罪，出4000钱贿赂证人，请求更改证词，缘于亲情却已违法。至于官吏欺压百姓，更是不绝于史。秦代伦理秩序建设虽略有成效，但终究抵不过统治者的苛政滥权，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消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岳麓秦简《奏谳文书》汇校与研究”（19VJX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