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材料的稀缺性，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晚商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其中，“家谱刻辞”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既不属于数量众多的“卜辞”，又与习见的记事内容不同，内容上记录了一段独特的“家谱”，故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注意，争议不断。其事涉及甲骨辨伪、研究方法商榷与新材料的实证，值得加以申说一二。

　　“家谱刻辞”的问世与早期争议

　　早在1912年4月，英国人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便对大英博物馆所藏鹿角家谱刻辞（《库》1989）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揭开了家谱刻辞研究的序幕。同年10月他又发表一文，对所藏一片牛肩胛骨家谱刻辞，即《金》566的内容加以揭示，并与《库》1989作了对比。金璋的研究引起了德国学者勃汉第（Anna Bernhardi）的关注，她在1913年发表的一文中对金璋的研究加以总结与引用，并公布了另两片家谱刻辞。其中，重要的一版是大英博物馆所藏牛肩胛骨，即《库》1506，内容与鹿角家谱刻辞基本相同，此版图像流传极广。勃汉第认为《库》1506是仿《库》1989的伪刻，但对其他家谱刻辞的真实性没有提出质疑。她的观点引起金璋的回应，后者于1913年10月发表一文反驳了勃汉第的看法，认为《库》1506也是真品，同时又公布了他收藏的另一片家谱刻辞。1923年，金璋在《河南遗物和商代记录中的商王世系》一文中又提到家谱刻辞，论证了家谱刻辞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仍然认为它们绝非伪造。

　　两人先后公布了五片家谱刻辞（即《库》1989、《金》566、《库》1506、威尔兹所藏和《金》740），皆来自私下收购，因此缺乏科学出土信息。而由于研究甲骨刻辞的欧洲学者不多，他们争论的真伪问题亦仅见知于少部分学者。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谈到家谱刻辞，认为《金》566是伪刻。1933年，明义士认为《库》1989器真，刻辞疑伪，而《金》566器物、刻辞皆伪造。而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出版后，《库》1506和1989两片家谱刻辞的摹本问世，胡小石、白瑞华、陈梦家、董作宾、容庚等学者遂纷纷著文认定其为伪刻，普遍否定其真实性的意见一直持续至20世纪50年代。

　　学术公案形成与研究方法推陈出新

　　到了1956年，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认为至少《库》1506这片家谱刻辞为真，并把它作为研究宗法制度的重要材料。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开始深入思考《库》1506家谱刻辞的真实性。随着1979年底“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召开和1980年12月《古文字研究》第4辑的出版，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胡厚宣宣读了论文《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会后，于省吾提出《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辩》作为响应，二文稍后都发表在《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胡、于二先生都从文字、行款、人名、意义、相关刻辞等多个角度，对家谱刻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但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无论孰是孰非，前贤付出的努力都对家谱刻辞的深入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学界基本形成了伪刻说和真刻说两个学派。支持伪刻说的有丁骕《论契琐记》，松丸道雄《甲骨文伪作问题新探》，陈炜湛《甲骨文简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支持真刻说的有杨升南《从殷虚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张秉权《一支贵族的世系——儿氏家谱刻辞》，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等。

　　为了得到说服力强的证据，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是研究家谱刻辞的重要途径。1991年，《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出版，艾兰（Sarah Allan）在下编上册发表文章，首先用显微镜作甲骨刻辞真伪之鉴定。近年，陈光宇同样借助显微技术，对各版家谱刻辞进行细致观照，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等文章中指出《库》1506刻辞可信的看法。为了求证艾兰女士实验的准确性，陈光宇重复其显微镜观察实验。实验设计除以《库》1506版为实验组利用立体显微镜对其进行观察照相外，并选取《库》1619（即《英》2512）作为实验对照组，在研究方法上相当特殊。

　　可惜的是，由于欠缺更多的实物与文字证据，学界对家谱刻辞真伪问题仍然没有取得高度共识，争议仍在持续。

　　早期出土材料保留崭新文字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焦点一直被视作家谱刻辞辨伪的“硬伤”，未曾有学者能提出较具说服力的解释，这便是“某子（弟）曰某”此类辞例的存在与否问题。前贤很早便已察觉，如果不能在既有甲骨刻辞中找到确非伪刻，而又不带占卜性质的类似文辞作为证据，则家谱刻辞这类的“某子（弟）曰某”辞例只能被视为不可靠之孤例。胡小石便曾表示：“又如千五百零六、千六百零六诸方，多书子曰云云，稽之卜辞，绝无此例。此断出自村夫子之手。又一方中刻辞真伪参半者，亦屡见不尠，盖以原物字少，补刻以增价者也。”陈梦家曾引《殷契卜辞》209（《合》14925）作为类似辞例存在的证据，也受到胡厚宣的质疑：“至于‘殷契卜辞’二〇九片，虽称子曰，但是上下文俱已残缺。”

　　确实，甲骨之残缺导致太多不确定性，倘存有完整可信的辞例，便足以证明家谱刻辞之真实，幸而这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透过目验实物，一版史语所藏的契有宾组卜辞的龟背甲（《合》13517+《乙》6087+R60751），被观察到表面存在不少受人为刮除的旧字迹。这些既有的痕迹遍及龟甲的大部分，原非卜筮记录，很可能是为了刻下新的卜辞，才将旧字迹加以抿除，以利于契写文字。根据观察，旧字迹乍看杂乱无章，其实具有一定的行款规律，均由上而下书写，并形成大约十组左右的竖行字排形式，显然出自刻写者有意的安排。学者原本径以习刻看待，然经过目验摹写，可发现它并不是无法释读的，这几组字排都是以“子曰某”的词句所组成，或省略了“子”字。以右侧第一排为例，根据卜辞一般书写式并参酌同版辞例，可将仅存可识的几个字由上而下还原为：“……[子]曰□，子曰名，曰[]……[]……”这类连续书写的“子曰某”内容虽然未见于一般卜辞中，却与家谱类刻辞颇为近似，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可比性，彼此性质是较为接近的。

　　由于这组甲骨出自科学挖掘，又非卜辞，绝非为新生儿占名的选贞，因此这些字迹除了归于“家族谱系”的记载外恐怕没有其他太多可能。其所载的每列“子曰某”辞例似皆可视作某一独立家系的记录，或书写练习，“某”当即“子”之私名，例如左侧第五排的“子曰”，字残断，仅存左侧鹿角形，应该就是该“子”子辈的私名。值得注意的是，从“子曰某”后也可直接加“曰某”二字的情形来看，此类辞例很可能不仅记载该家族嫡子之名，同时亦载有复数子辈之名，例如前引右侧第一排“……曰□子曰名曰[]……[]……”，“子”字之前残去一字，从文例上看来应即此“子”之亲父私名，“名”则是此“子”之私名，字后尚有“曰”，此“”已被刮除大半，但应该同样被视为该“子”之亲父的另外一子之私名，与这个叫作“名”的子是兄弟关系，只是在排序上有前后之别。种种迹象，皆与早期家谱刻辞若合一契。

　　总之，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出现以及研究方式的进一步深化，原本被视为“公案”的此议题近年来逐渐取得建立共识的契机。这组材料的“再出土”，对于家谱刻辞文例的可信度，更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深切体认“家谱刻辞”的史学价值

　　这版龟背甲残存的刮除刻辞，确切无疑地证明“某子曰某”的辞例真实存在，显示晚商贵族阶层很可能普遍存在对家族谱系进行文字记录的现象。可以想见，身为一族之宗子，具有将整个家族谱系完整记下的动机是完全可理解的，最初的“历史感”在家谱刻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既有的史官体系记载外，古人对自己的血缘谱系的高度重视亦催生了史学意识的萌芽。当然，从另一方面来思考，这种世系的“记录”也有可能纯属虚构，只是书写者透过一定格式、行款的书写来练习契刻的技巧，至于是否当时真有这些家系则已无从验证。但即使是虚造，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中确应存有“家谱”这一概念，否则这些特殊的内容便无从产生。

　　从商周以降，关于家族谱系的相关记载与日渐增，例如两周青铜器铭文中便习见王室以及贵族家世的详尽记载。这一方面受惠于书写载体材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视作晚商家谱传统的直接承继。此文化现象跨越3000多年，构成了我国传统底蕴的一贯性，十分值得重视。由此可见，对于古文字材料，无论新旧，均应加以重新多元审视，是未来在进行文化探源研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18ZDA303）、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史语所藏殷墟一至十五次挖掘甲骨目验整理与研究”（19VJX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