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Assyriology）对已逝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复原，主要借助于考古发掘出土的楔形文字（以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为主）泥版文献（本文所用“泥版”，主要指书写内容和形制）。这些文献记载了几千年前两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王表（King List）是一类重要文献，王表以时间先后顺序记载了各地统治者的在位序列，遂为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及年代学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古代两河流域一直有编纂王表的传统，现存的王表文献多达十几种，如《苏美尔王表》（Sumerian King List）、《拉格什王表》（Lagash King List）、《巴比伦王表a—c》（Babylonian King List a-c）、《乌鲁克王表》（Uruk King List）等，《亚述王表》（Assyrian King List）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述王表》的版本

　　《亚述王表》是若干阿卡德语王表文献的统称，它们以表格形式顺次记载了从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8世纪末几乎所有亚述国王的相关信息，是亚述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也为公元前2千纪以后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构筑了最基本的年代框架。从文献形制上看，“亚述王表”刻写在泥版的正反两面上，每面泥版以竖线分为左右两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逐个记载几乎每位国王的名字、世系及在位年限，由此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表格”式样。

　　通常所说的《亚述王表》包括三个版本，都是保存较完整的泥版，分别是《纳索伊王表》（Nassouhi King List）、《豪尔萨巴德王表》（Khorsabad King List）和《SDAS王表》（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Seminary King List）。第一个现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馆藏号为A 116；后两个原藏于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后转入伊拉克博物馆，馆藏号分别为IM 60017和IM 60484。这三个版本的文本主体格式大致如“附表：《亚述王表》示例”所示，而其所记内容也基本一致，仅在个别地方存在差异（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1-312）。

　　此外，《亚述王表》还有两个版本是泥版残片，现藏于柏林近东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馆藏号分别为VAT 11554和BM 128059。前者正面留有5行，反面留有7行，每面各记三位国王；后者仅正面留有7行，系王表开端部分。这两块残片的内容与三个主要版本的相应部分一致，而其原始泥版的形制也应与三个主要版本相同。

　　最后，另有两块现藏于柏林近东博物馆的泥版残片，馆藏号分别为VAT 9812 和VAT 12058。这两块残片也记载了一定数量的亚述国王，但其所记内容及文本格式与上述五个版本差异较大，如某些国王并未被记入上述五个版本，故而这两块残片可被视为《亚述王表》的“变体”文献。

　　《亚述王表》诸版年代

　　首先，本文要断代的《亚述王表》仅包括上述前五个版本，最后两个泥版残片应排除在外，一则因为仅凭残片本身无法窥见原始泥版全貌；二则因为其文本内容及格式与前五个版本存在显著差异，其文献性质及用途在学界尚存争议，故而难以通过文本比对进行断代。

　　其次，本文所谓《亚述王表》的年代是指各版原本的创作年代，而非各版抄写年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可能只是更早版本的复制品。例如，《豪尔萨巴德王表》的文末题署（colophon）记载：“阿淑尔（Ashur）版抄本，埃布拉（Arbela）神庙书吏坎达拉努（Kandalanu）抄写，卢卢布（）月二十日，阿淑尔总督阿达德-贝尔-乌肯（Adad-bel-ukin）年，系其第二次出任名年官。”（参见I.J.Gelb,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3, 229-230）根据亚述《名年官表》（Eponym List），我们可以准确地推定，阿达德-贝尔-乌肯第二次出任名年官是在公元前738年。在那一年，坎达拉努根据某版本抄写而成了现在的《豪尔萨巴德王表》，故而该王表的“原本”必然创作于公元前738年之前，这个时间点即为《豪尔萨巴德王表》的创作年代。同样，《SDAS王表》的文末题署也载明“据原本校对、抄写，阿淑尔驱魔师贝尔-舒姆-伊丁（Bel-shum-idin）所藏泥版”（参见I. J. Gelb,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3, 230），因而《SDAS王表》的年代也当指其“原本”的创作年代。

　　厘定以上两点，我们对《亚述王表》诸版本的断代方可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上。

　　（一）《纳索伊王表》《豪尔萨巴德王表》与《SDAS王表》

　　由于《亚述王表》记载了国王的在位年限，因而只有已故或已不在位的国王才会被载入王表，进而王表某版本的原初创作年代必然是该版本所载最后一位国王的下任国王统治时期。《纳索伊王表》《豪尔萨巴德王表》与《SDAS王表》均是较完整的泥版，其文末记载均清晰可见，所载最后一位国王分别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二世（Tiglath-pileserII，约前966—前935年在位）、阿淑尔-尼拉里五世（Ashur-nirari V，前754—前745年在位）和沙尔玛纳塞尔五世（Shalmaneser V，前726—前722年在位）。因此，《纳索伊王表》必作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二世的直接继任者阿淑尔-丹二世（Ashur-dan II，约前934—前912年在位）时期；《豪尔萨巴德王表》必作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前744—前727年在位）时期，或准确地说，作于公元前744年至公元前738年间，因为现存的该王表版本抄写于公元前738年；《SDAS王表》必作于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前721—前705年在位）时期。换言之，《纳索伊王表》的年代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而后者早于《SDAS王表》（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4）。

　　（二）VAT 11554、BM 128059与《豪尔萨巴德王表》

　　VAT 11554与BM 128059均是泥版残片，其文末记载已缺失且无法恢复，仅就残存内容来看，这两块残片的年代无从推定，二者的年代比较也无法进行。然而，由于其残存内容所反映的原始泥版的形制与上述三个主要版本应基本一致，这两块残片与这三个主要版本的比较是可行的。实际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推断，VAT 11554与BM 128059均应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5）。

　　首先，VAT11554所载最后一位国王是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Ninurta-apil-Ekur，约前1191—前1179 年在位），这条记载位于其反面左侧。由于上下翻转泥版正面即为反面，且正面从左向右为第一、二栏，而反面从右向左为第三、四栏，因而，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的条目必然位于VAT 11554原始泥版的第四栏。然而，在《豪尔萨巴德王表》上，这位国王却位于第三栏第27—30行。据此判断，《豪尔萨巴德王表》所载国王的数量应多于VAT 11554原始泥版，也即VAT 11554应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参见A. Poebel,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 251）。

　　其次，VAT 11554第一栏第3行普祖尔-阿淑尔二世（Puzur-Ashur II，约前1880—前1873年在位）统治年限的数字被代之以两个楔形符号“”，意为“残损的”，其阿卡德语动词原型“”有“打破（泥版）”之意。这两个符号未见于《豪尔萨巴德王表》及《SDAS王表》，但却隐约见于《纳索伊王表》第一栏第33—36行关于纳拉姆-辛（Naram-Sin，约前1872—前1829/1819年在位）统治年限的记载中。这或许说明，VAT 11554及《纳索伊王表》的创作者在编辑文本时抄写了其他材料上的相关信息（或者其文本本身便是某个更早版本的抄本），但材料上关于普祖尔-阿淑尔二世或纳拉姆-辛在位年限的数字已残损而不可知，所以VAT 11554与《纳索伊王表》的创作者便对此如实标注（参见E. Nassouhi,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4, 2; J. Volk, Journal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y 6/1, 4）。如果这一特定的记录模式为VAT 11554及早期的《纳索伊王表》所共有，却不见于后期的《豪尔萨巴德王表》及《SDAS王表》，则或可说明VAT 11554的年代应更接近于《纳索伊王表》而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及《SDAS王表》。

　　最后，BM 128059只保留了原始泥版起始部分数行内容，这些残存的内容及其格式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的开端部分几乎完全相同。然而，其中第6行第一个符号“SU”的字体具有中亚述时期的特点（参见A. R. Millard, Iraq 32, 176）。无独有偶，《纳索伊王表》第三栏第17、37行以及第四栏第12行的符号“SU”的字体也是如此（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5, n.52）。除“SU”之外，《纳索伊王表》第三栏第25行和第四栏第25、27行的符号“SAG”以及第三栏第29行的符号“DA”也是中亚述字体。由于阿卡德语楔文符号的字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渐次演变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字体的差异可以作为文本断代的一个重要参照。《纳索伊王表》作于新亚述初期，某些符号的书写带有中亚述字体的遗留实属正常。因而，BM 128059的年代应与《纳索伊王表》相近而早于严格以新亚述字体书写的《豪尔萨巴德王表》。

　　（三）VAT 11554、BM 128059与《纳索伊王表》

　　亚述学界普遍认为，VAT11554早于《纳索伊王表》，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亚述王表》版本（参见A. Poebel,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 251; B. Landsberger,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8, 39; A. K. Grayson,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6,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0-1983, 109; R. Pruzsinszky, Mesopotamian Chronology of the 2nd Millennium B.C.,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ual Evidence and Related Chronological Issues,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45-46），根据在于：VAT 11554所载最后一位国王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位于其原始泥版第四栏，而在《纳索伊王表》上，这位国王却位于第三栏第36—40行，即《纳索伊王表》可能比VAT 11554原始泥版记载了更多亚述国王，故而VAT 11554应早于《纳索伊王表》。

　　亚述学家布林克曼对此提出疑义（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4-315）。首先，VAT 11554反面现存部分应位于其原始泥版第四栏上半部分，因而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及《SDAS王表》相比，VAT 11554原始泥版在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的条目以下应有足够空间记录直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二世甚或其继任者阿淑尔-丹二世的所有国王。其次，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及《SDAS王表》相同，VAT 11554（以及BM 128059）在一栏之内又以竖线分成左右两个半栏，但《纳索伊王表》在一栏之内却并无这样的划分。然而，由于无法证实VAT 11554原始泥版第四栏是否全部刻写或是否记有文末题署（这两个因素都会影响刻写空间的大小，进而影响所载国王的数量），且对分栏格式的差异性未予足够重视，布林克曼认为，VAT 11554的年代应大致与《纳索伊王表》相当，但不太可能晚于《纳索伊王表》。此外，虽已意识到BM 128059带有栏内分隔竖线，但考虑到其作为残片无法提供更多的比对信息，布林克曼仅将其与《纳索伊王表》和VAT 11554一并归入先于《豪尔萨巴德王表》的早期版本之列，而未作进一步的年代比较。

　　然而，在笔者看来，VAT 11554与BM 128059极有可能均晚于《纳索伊王表》。

　　首先，VAT 11554正面所载最后一位国王是纳拉姆-辛，这位国王位于《豪尔萨巴德王表》第一栏第35—36行、《SDAS王表》第一栏约第34—35行以及《纳索伊王表》第一栏约第35—36行。因此，若纳拉姆-辛在VAT 11554原始泥版上也位于这个位置附近，则根据《豪尔萨巴德王表》《SDAS王表》与《纳索伊王表》的文本格式（每栏包含40余行），VAT 11554原始泥版第一栏纳拉姆-辛以下应余有约10行。相应地，VAT 11554反面残存部分应始于原始泥版第四栏第10行左右，而终于第17行左右，即VAT 11554原始泥版第四栏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以下应余有约30行（参见J. A. Brinkman, Orientalia 42, 314）。《纳索伊王表》终于第四栏第28行（该王表并无文末题署部分），由于该王表漏记了沙尔玛纳塞尔二世（Shalmaneser II，约前1030—前1019年在位），故本应终于第四栏第30行。《豪尔萨巴德王表》终于第四栏第39行（包含七行文末题署），《SDAS王表》终于第四栏第30行（包含三行文末题署）。可见，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中，王表末栏终于何处并无严格规律可循，即VAT 11554原始泥版第四栏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以下约30行空间可能部分刻写，也可能全部刻写。同时，自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的下任国王直到《纳索伊王表》的最后一位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二世，共计15位国王。因此，无论VAT 11554原始泥版第四栏是否全部刻写或是否记有文末题署，余下的约30行空间都可以容纳15位国王，因为如《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所显示的，一条国王记录（包括王名、世系和在位年限）可以被压缩进一行以节省空间。然而，从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的下任国王直到《豪尔萨巴德王表》的最后一位国王阿淑尔-尼拉里五世，共有25位国王。因而，即便在没有文末题署的情况下，VAT 11554原始泥版第四栏尼努尔塔-阿匹尔-埃库尔以下约30行空间也很难容纳25位国王，因为以单独一行记录一位国王的格式在《豪尔萨巴德王表》（第二栏第38、47行，第三栏第15—16、19—20、31、45行，第四栏第5、8—9、18行）和《SDAS王表》（第二栏第7—8、13、16—23、28—32行，第三栏第3—10、13—14、18—19行，第四栏第7、12—13、16、19—20、23行）上从未如此连续而密集地出现。因而，VAT 11554原始泥版所载国王的数量可能多于《纳索伊王表》，但很难多于《豪尔萨巴德王表》，即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的VAT 11554不一定早于《纳索伊王表》。

　　其次，《纳索伊王表》泥版的正反面均仅以竖线分成左右两栏，各栏并未再分成左右两个半栏。然而，VAT 11554和BM 128059的分栏情况则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一样，即每栏都分成左右两个半栏。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纳索伊王表》上，前后两个国王之间并未以横线隔开，但在VAT 11554以及《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上，国王之间却基本都以横线隔开。可见，VAT 11554和BM 128059的原始泥版的文本格式应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一致，但《纳索伊王表》的文本格式则与这四个版本差别较大，即由于每栏之内缺少分栏竖线且国王之间也未以横线隔开，其表格形式远不及这四个版本明显。《亚述王表》不同年代的多个版本的并存说明《亚述王表》的编纂是一个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不断修订的过程（参见S.Yamada,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4, 11-35），因而相对较晚近的《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的文本格式似乎是《亚述王表》在编纂上较为成熟和固定的格式，而相对较早的《纳索伊王表》可能尚未发展出这一格式。因此，在格式上与《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更为相近的VAT 11554和BM 128059很可能也晚于《纳索伊王表》。

　　综上所述，《亚述王表》诸版本可断代如下：《纳索伊王表》应作于阿淑尔-丹二世在位时期，即约公元前934年至公元前912年间；《豪尔萨巴德王表》应作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位时期，更准确地说，于公元前744年至公元前738年间；《SDAS王表》应作于萨尔贡二世在位时期，即公元前721年至公元前705年间；VAT 11554与BM 128059的年代无法推定，但二者均应早于《豪尔萨巴德王表》，而晚于《纳索伊王表》；《纳索伊王表》极有可能是目前已知《亚述王表》的最早版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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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述人称雄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其中，巴比伦尼亚又分为两部分，北部为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代西亚的文明史最早始于苏美尔。与巴比伦尼亚相比，亚述氏族制度的解体略晚一些。亚述国家的历史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亚述（前3000年代末—前16世纪）、中期亚述（前15世纪—前9世纪）和新亚述（前8世纪—前7世纪）。

　　亚述城是两河流域的南北交通要道、西亚商业中心之一和战略要地。大约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以亚述城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塞姆人为主的城邦，建立了贵族寡头城邦共和国。公元前19世纪末至公元前18世纪初，沙姆希亚达德一世（约前1813―前1781）夺得政权，成为具有真正王权的亚述国王。他将亚述的势力扩展到地中海东岸，自称“天下之王”，迫使周围许多国家纳贡。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胡里特人在卡布里河流域建立起米坦尼王国，并侵入亚述，把亚述降为藩属，长达百余年。约公元前15世纪初，米坦尼遭到赫梯打击后趋于衰弱，亚述城邦趁机独立。亚述人在国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约前1365—前1330）及其后继者的率领下，打败了米坦尼，亚述得以复兴，随之进入中亚述时期。

　　亚述复兴后，多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到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亚述灭掉米坦尼，劫掠了赫梯，进军幼发拉底河畔，洗劫了巴比伦。随着王权的加强，亚述出现了一部法典，史称中期亚述法典。该法典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类似，表明当时的亚述社会与古巴比伦处于同一水平，可谓两河流域南北两大强国。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统治时期，对外进行血腥征伐，南征古巴比伦，西侵黎巴嫩和腓尼基，中期亚述臻于强盛。然而，大约公元前11世纪，亚述在西面受到阿拉米亚人的侵凌，东面受到扎格罗斯山区部落的攻击。亚述随之衰落，版图日渐局促，处于四分五裂之中。

　　公元前10世纪末，埃及、赫梯、巴比伦等相继衰微，为亚述重新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亚述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其对外扩张奠定了雄厚基础。公元前9世纪初，亚述重振雄风，阿淑尔纳塞尔帕尔二世（前883—前859）率领亚述打败了阿拉米亚人，开始向外征伐。他和继承者沙尔玛纳塞尔三世（前858—前824）东征西讨，北起亚美尼亚，南尽波斯湾头，东自扎格罗斯山，西起地中海沿岸，都成为亚述兵锋所及之地。公元前745年，亚述首都发生起义，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登上王位。从此，亚述历史进入新亚述时期或亚述帝国时代。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亚述日渐强大起来。为了适应帝国统治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人数，而且使亚述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军事体制。亚述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铁兵器时代的国家，用铁兵器武装起来的亚述军队成为古代西亚最强大的攻击力量。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及其后继者东征西讨，对外扩张达到顶峰，亚述进入鼎盛时期。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征服，其版图北起乌拉尔图，南临波斯湾，西抵地中海沿岸及埃及，东接伊朗，建立起地跨西亚、北非的庞大帝国。

　　然而，亚述帝国是靠野蛮的武力镇压来维持其统治的，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很不稳固，因而国内外矛盾重重。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城。公元前605年，联军与亚述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决战，称雄一时的亚述败亡。

　　亚述给后世留下的最珍贵遗产是亚述巴尼拔国王（约前668―前627）在都城尼尼微建立的王宫图书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19世纪中期以来，经考古学家的发掘和复原，发现这里藏有2万多块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王宫图书馆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两河流域悠久灿烂的文化，“亚述学”这门新学科也得以建立。亚述地区年代学的主要文献是《亚述王表》和《亚述名年官表》。《亚述王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载了亚述历史上一百多位国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时间跨度从亚述最早的城邦王朝直至新亚述时期。因此，对于重建亚述乃至近东上古史而言，《亚述王表》是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

　　（南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