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已经把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应当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演化是与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转型密切联系的，因此新发展格局下供求结构优化与分配结构改善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在新发展阶段使市场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积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效率和公平双重目标平衡、推动生产和分配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经济结构转型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演化

　　近四十余年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普遍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分配矛盾激化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提高，资产过多集中于少数群体；劳动收入不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降低，而且内部分配也出现分化，不同技能、学历和职位劳动者之间的薪酬工资差距扩大。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是主要原因，认为技术革命促使企业使用新技术和新资本替代劳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而全球化又使企业把低技能劳动工作转移到国外，这都降低了国内生产对劳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但是，这些理论没有直接关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这些经济体收入分配结构演化的同时，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在生产结构方面，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产业兴起，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快速扩大，农业和制造业都呈现了服务业化趋势。在需求结构方面，消费率和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呈现趋势性波动，并且从生产来源看消费品和投资品也都出现了资本和技能密集程度提高与服务附加值占比上升趋势。尽管全球化发展遭遇逆流，但贸易开放程度仍然维持在高位。

　　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转型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进而推动了收入分配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首先，由于不同产业对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存在显著差别，产业份额的相对变化就会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比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和技能密集型产业的高技能劳动产出弹性相对较高，这些产业比重扩大就会提高对于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和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就会因此而扩大收入差距。其次，由于消费品、投资品和进口品的产业密集程度存在显著差别，需求结构的波动也会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比如，如果从生产来源上看消费品的技能密集程度较高，而投资品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那么消费率提高就会扩大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同时也会降低资本收入份额。最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在影响收入分配的过程中，也会通过特定的产业或需求发挥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因而这些影响也取决于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比如，新技术和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往往首先发生在一些特定行业，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程度也会呈现明显差异；再比如，全球化发展既会促使经济体发挥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业生产，也会改变其内部的消费和储蓄结构。

　　因此，研判收入分配演化趋势，应重视经济结构转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转型升级，必然也会由此推动收入分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供需结构优化与分配结构改善辩证统一

　　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既会深刻影响收入分配结构演化趋势，又会被收入分配结构所影响推动，需要对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加以认识。

　　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供求结构优化促使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改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供给侧实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新技术推动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往往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技能密集型，其兴起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加快了技术和机器对劳动的替代过程，提高了对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也要求在需求侧实现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部分出口需求被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升级需求所替代，实际上也会在产品市场拉动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产业的相对需求，进而在生产要素市场拉动对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改善又会促进供求结构优化，进而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首先，由于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关键变量，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将直接扩大居民消费比重，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需求侧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其次，由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是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破除制约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矫正生产要素的失衡错配，使市场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加快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供给侧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因此，新发展阶段更应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重视收入分配结构的趋势性变化，而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为重要途径优化供求结构，也有助于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效率和公平双重目标平衡、推动生产和分配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在使市场在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采用更积极政策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之成为在供需两侧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力量。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第一，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市场在收入初次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适度降低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门槛，放开放宽大中城市落户限制，降低劳动力和人才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壁垒。建立整合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避免劳动力流动造成其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发生明显变化。扩大企业和社会组织人员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双向流动，建立不同所有制单位间协调衔接的人员管理体系。消除就业歧视现象，保障工人合法权益，改善工人生产条件，提高劳动力市场法治化水平。

　　第二，提升公共服务共享水平，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形成人才红利。加大各级公共教育投入力度，缩小区域城乡家庭之间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教育服务差距，发挥人口基数优势，利用好人才红利。大力发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在职教育，做好失业和再就业保障工作，缓冲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倡导终身学习，提高劳动力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适应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做好对脱贫人群的劳动技能培训，减少相对贫困人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第三，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扩大抵扣范围和抵扣额，随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及时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税率结构。提高资本收入所得税，扩大资本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程度，探索在部分行业对机器人征税。以数字化技术完善全国范围内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统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继续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范围，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探索引入遗产税和财产税。加大对大额资金外流的监管力度，加强企业海外利润的税收征管。

　　第四，深化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改革，保障劳动者从中分享收益。逐步扩大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持股比重，在因研发和应用新技术而享受了政府补贴的大型企业中规定最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合理合法权利，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加快房地一体的宅基地确权颁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监管制度，避免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和资金炒作，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加大对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反垄断力度，加强对金融科技领域监管，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探索引入数字税，明晰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建立数据市场的制度规范，保障人民分享数据收益。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口和劳动力的规模、年龄结构和质量转变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71973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