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1905—2011），汉族，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广州。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燕京研究院名誉董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早年就读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8—1941年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历任国民党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督导室主任、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南昌市伤兵管理处慰劳课上校课长、中正大学教授等。1941年后任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任上海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5年12月参加创办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重返北平燕京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新政治学会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及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民进北京市第三届理事会主任理事，民进北京市第四、七、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副主席。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七、八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常委、第五届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顾问委员，外交学院董事会名誉顾问、名誉教授，湖北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杭州大学理事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重点为应用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美国华侨的第二代》《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妇女问题讲座》《关于社会学的几点意见》等，辑有《雷洁琼文集》。
■雷洁琼与丈夫严景耀教授 资料图片
■《 雷洁琼文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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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算起，到2011年1月辞世，雷洁琼教授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长达80多年。回顾雷先生80多年的学术之路，我们可以看到爱国、兴国与报国是她当年投身于社会学专业学习的动力，也是她毕生学术研究的初心和落脚点。雷先生逝世后，北京大学在致其家人的唁电中做了这样的评价：“雷洁琼先生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经历血与火考验和历史洪流锻造而成的伟大现代女性。”作为她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一评价非常中肯。
学以致用
雷洁琼先生生于1905年9月。当时，神州大地正值“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之际，亡国灭种之危险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及至先生步入少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切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五四运动爆发时，雷先生已就读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学生也迅速组织起来，先生亦被师范学校的同学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参加游行，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雷先生晚年在一篇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章中，是这样陈白自己当时的心路的：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苦难，使我爱国爱民的思想开始萌芽。她表示：“五四精神是照亮我的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
1924年，雷先生19岁，便在父亲雷子昌先生的支持下，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经历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已经深入先生之骨髓，成为雷先生毕生之信念，她确认科学与民主是实现其爱国与报国理想之首途。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出国留学前与父亲的讨论，说她当时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想“将个人奋发读书和挽救祖国与人民二者结合起来”。开明的父亲对她“从小立大志，敢于冲闯大社会”“深感欣慰”，同意她出国读书，但希望她在医学、法学与美术中选一项作为专业，因为这三种专业“可以在社会上经济独立”。雷先生到美国之后，一直在考虑做什么最有利于救国和报国。她起初在加州大学学习化工，认为这是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她发现社会学有经世济民之功效，是一门在整体性的理论指导下通过经验研究在实际中发现通往真理之路径的学科，符合她通过科学和教育去救国、兴国和利民的理想。于是，她去南加州大学改学了社会学，并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南加州大学求学期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国际学生协会”，还认识了中共早期党员，听他们关于拯救中国的议论，并受到启发和影响。
1931年，雷先生从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适逢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任许仕廉去美国聘请应用社会学专业的教师。燕京大学是中国社会学的重镇，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源地，那时社会工作专业是以“社会服务”来命名的。1922年成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于1925年改称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30年，许仕廉提出“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培养高等社会服务专门人才，培训社会服务机构的在职人员，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了中国现时社会情况，掌握搜集科学材料的方法”的办学方针，深合雷先生心意，故其欣然受聘于燕京大学。因为在雷先生看来，社会学包括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研究和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狭义的社会工作则指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按照这样的理解，雷先生将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将社会调查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并通过设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这就是她的“学以致用”。她的学术生涯亦由此开始。
雷先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讲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从这些课程名称，我们可以看到雷先生面向社会的务实倾向。雷先生还参与了该系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每年带学生去实习。在燕京大学的这段日子，雷先生“下清河、上定县，访贫民窟，进育婴堂”，“力图了解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她曾和吴文藻、冰心夫妇一起到平绥铁路沿线的包头、大同进行调查，给担任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先生夸她教学认真，带学生下乡访贫问苦，“是个热诚人”。
研究从实际出发
坚持思想来源于实践，可以说是雷先生社会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因为她对科学的追求，所以当雷先生步入社会学领域时，她在方法论上很自然地趋向于当时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崇尚经验的实证主义。这也与她乐于从事社会实践有关。实证主义是指对知识的经验性探求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的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从他们的感觉体验或经验资料中获得的，社会学理论来源于研究者的实践（更具体点说是来自研究者的经验研究，来自研究者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深入考察），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新的事实的发现而发展。
从在美国求学期间确立这样的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雷先生始终不改这一初衷，坚持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并一直对探索世界、探索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厚的专业兴趣。早在美国学习时，她就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即在美国出生的那一代）作为研究对象，坚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法，收集自己经验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从调查开始，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30年代初，她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任教，更是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读她的文章我们也会发现，她所做的判断或结论，都是有她自己的经验资料为支持的，或者是可以为读者自己的经验所肯定的。可以说，她的严谨学风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养成的。
她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之另一重要内涵是整体社会观。在1983年的一次讲话中，她对此做了清楚的表述：（社会学）的特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运用整体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整体社会观的基础上，她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各方面是要协调的，一方面进步了，别的方面追不上去，就出现了失调现象，就成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雷先生的社会要协调发展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有丰富表现。
这种整体社会观的另一个侧面就是用变动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认为社会因某种因素或多种因素的作用发生的变化，或者社会中某一组成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组成成分或其他组成成分的变化。这在社会学理论中就是“社会变迁”理论。变迁自然是动态的，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盖社会组织之形成，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一贯与调适，故一种社会制度改变，其他社会制度因之而改变”。1949年后，她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更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90年代初，当她看到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经济和社会、教育、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发展不协调时，明确提出：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并对此做了深入讨论。
专注应用社会学研究
从理论必须来自实际以及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一方法论立场出发，雷先生对应用社会学给予了强烈关注。她认为，社会学大概可以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部分。“理论社会学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规律，社会结构和变迁的因素，这就是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原则、原理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这是应用社会学的内容。”按她的设想，研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第一要务，也是贯彻她“学以致用”意旨的一个主要着手点。雷先生对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是社会失调理论。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社会失调理论是同早期的社会有机论、功能理论和社会病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些理论对于社会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应该是一个内部有复杂结构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协调的系统，相互协调应该是社会系统的理想状态，而关系失调则是社会系统发生了问题，这就是社会问题。
当然，她并不是简单地用社会失调理论来解释社会问题，因为仅仅停留于此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样，何种原因导致社会失调就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虽然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个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但是在总体上她更倾向于用制度失调解释问题，即具体的社会制度缺陷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这可以称为制度失调论或制度缺陷论。在社会问题的实际处理方面，她倾向于将“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着手点。这也是她为什么在确定了以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学术事业之后为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原因。
雷先生并没有将应用社会学仅仅看作“用社会学的原则、原理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问题，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她的眼中，应用社会学是包含研究实践的。如前所述，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经验研究为其理论和知识基础，同时又是以通过社会调查获知解决现实中重大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从而达致这些问题的解决为其任务的学科，即它以“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为目的。因此，她也将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经验资料并进一步达到对社会发展过程、社会各组成成分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认识，以求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和丰富社会学的理论作为应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执教开始，雷洁琼教授就积极投入经验研究，参与了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多项社会调查。1980年后，她作为主持人，指导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和“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两个经验研究的课题，并在家庭社会学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1982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闭幕词中，她强调要把调查分析的成果上升到理论水平，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她深感社会学在1979年恢复重建后，在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方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在199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她呼吁广大社会学工作者介入中国的实际社会生活，在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
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用现在更普遍的说法是“本土化”）是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心愿，他们中的不少人为此投入了毕生精力。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后，雷先生更是将此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88年，她在已故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抄袭外国的学说。要使社会学中国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就要注重调查研究。她还提到，老一辈社会学家虽然由于时代的制约在那个时代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讲学，但是他们从事社会调查是非常重视方法论的，也是具有科学性的。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选择、有批判地运用。在199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她进一步强调，如何把社会学运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雷先生的思考和探索首先反映在她对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中。早在1937年，她就运用社会学的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协调、互相作用的观点，分析家庭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她在《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一文中指出：“要是一种社会制度改变了，而其他制度不随之改变，则社会制度失调，产生社会问题。”她进一步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家庭不能不顺变而调适。家庭经济基础因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而摇动，家庭功用与结构改变，问题因之而生”。因此，她的结论是，“家庭问题甚为复杂，非经有系统的客观研究，无从明了其各方面的关系，更无从谋根本解决方法。研究家庭不调适现象，更足以明了社会的变迁。家庭问题发生于社会变迁。认识家庭问题的真相，则可明了社会变迁之趋向。故研究家庭问题当先注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雷先生的这些观点表明，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她的理论立场倾向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制度背景与家庭制度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宏观视角。同时，也表明了她已经考虑到将家庭组成的各个侧面作为观察社会变迁指标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的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她在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时，将这些理论观点演化为一个理论假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改变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这个假设被课题组接受，成为贯穿整个课题研究的一根主线，从而提升了研究的理论层次。其实，这个假设本身还包含了她对自己原有的有关家庭变迁理论的一些新的发展。这些新的发展表现在她将农村家庭生产功能作为社会影响家庭的一个突破口，即作为一个中介变量。社会制度变迁经由对家庭生产功能的影响然后拓展到家庭的其他组成成分，导致家庭的变迁，而家庭的变迁最终则归结为家庭制度的变迁。在家庭社会学研究领域，雷先生这一假设无疑具有创新意义，它不仅给问卷设计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同时也揭示了在家庭组成的各个侧面（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家庭制度的变迁联系起来。她所做出的这一理论概括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她创建“中国的”或者“本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雷先生脚踏实地基于丰富资料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的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肯定，曾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做肝胆相照的朋友
雷先生是经由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了解、进而认识共产党的，这对她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雷先生曾在《血溅金陵忆当年》这篇文章中对“下关惨案”做过详细的描述，在与学生谈话时雷先生也曾讲过。1946年夏，内战已经一触即发。6月23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组成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去南京和平请愿，先生是请愿团成员。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雷先生和同去的马叙伦、阎宝航等代表都被国民党特务打伤。雷先生当时躺在医院的时候，国民党那边没有一个人去看望，只有中共代表团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等去看望。雷先生当时胸口被暴徒扔来的痰盂击伤，她的手因为别人抢她东西也被抠下一块肉，导致衣服上满是鲜血。直到第二天，邓颖超给她带来新衣服，她才把血衣换下。雷先生向学生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面色凝重。她说，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的是中共代表团，国民党一个人都没有来。他们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夜，都在医院前厅躺着，也没有人管。后来，又是中共代表团给他们之中的重伤员联系了病床。所以，在这种时候，国民党、共产党谁优谁劣，已经在先生心中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也决定了雷先生以后的政治方向，她的兴国、报国志向也因此落到了实处。1949年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之前，雷先生与其他四名教授受邀到河北省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聆听了中共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深受鼓舞。之后，先生受托与北京香山慈幼院方面协商，使之让出该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进驻北京做准备。这也与她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经常带学生去香山慈幼院实习，与该院兴办者比较熟悉有关。
雷先生十分感念中国共产党。2001年，先生在《永远不息地追求进步》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永远感念的是，当我正值青春年华欲有所为时，我接触了并受到了像周恩来、邓颖超等杰出的共产党员的指导和关怀，他们影响着直到现在我的人生六七十年。”对周总理与邓颖超的帮助和指引，雷先生一直铭记在心。1998年，她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刚退下来，就来到江苏淮安周恩来同志故居拜谒。那年适值周总理百年诞辰，先生又撰写了《丰碑永树我心中》一文，以表达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
在中国老一代的社会学家中，罕有像雷洁琼先生这样有80多年的学术生命并曾亲眼目睹或亲身参与那么多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学者。由于雷先生所处的位置，她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吾辈愿以先生为榜样，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