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构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湾区已拥有开展高层次科技创新活动所需的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近年来的创新活动也渐收成效，创新创业氛围向优向好。但对标旧金山等国际一流湾区以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演化趋势，湾区仍存在一系列“卡脖子”问题。这要求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抓手，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新机制。

　　全球产业变革影响湾区创新发展

　　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有效满足新时代知识生产需求。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渐深，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格局正加速重建。相比传统的创新模式，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企业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支撑，涌现出了集成化、数字化、智能化等许多新特征，知识生产过程正加速进化迭代。

　　世界科技创新演变已从封闭式创新阶段，进阶至应用创新阶段，并逐渐跃升至以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为驱动的原始创新阶段。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长期屹立在全球科创巅峰的创新支撑，并非是人、财、物的简单加总，而在于良性运转、多层次耦合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系统通过高效集聚与整合创新资源、实现多元创新主体的有机互动，为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产业变革持续提供新动能，从而引领全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精尖”技术发展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历程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基本吻合。在早期阶段，湾区制造企业大多倾向于使用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赚取微薄的加工组装利润，对研发活动的重视不够。那些开展创新研发的中小企业往往以外来技术或管理经验代替自主核心技术创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要素成本大幅攀升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工贸易模式下的粗放式产业增长路径已难以为继，湾区内的实体企业逐渐重视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此时的创新模式更强调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但受到创新路径依赖和创新生态系统不够健全等多重因素制约，跨地域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金融链和人才链出现了相互割裂、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激励+倒逼”效应逐渐显现，企业开始更多地关注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渐深，数字经济对传统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塑加快，亟须强化科技“硬支撑”和“软环境”的协同配合。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提出迫切需求。

　　湾区创新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并依托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

　　一是湾区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位列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仅次于东京—横滨集群，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良好的创新基础与活力。但从细分指标来看，深圳—香港集群在专利申请总量中的份额为5.54%，约为东京—横滨集群的一半左右；在出版物总量中的份额为0.54%，约为东京—横滨集群的31.39%，同时落后很多位于前100位的其他集群。可见，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是湾区存在跨境跨界要素共享壁垒。湾区规划建设不仅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三种货币流通、四个核心城市”，粤港澳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在产业项目和要素加快流动的背景下，不同地区之间面临新兴产业项目竞争及跨地域财税利益协同分享等问题。这些地域差异或利益分歧问题，可能给粤港澳大湾区技术、金融和信息共享等创新要素的跨地域流动以及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带来挑战。

　　三是湾区创新生态系统有待完善。与旧金山、东京等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面临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高层次国际化高等教育资源稀缺、金融对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尖端研发创新人才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匮乏、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创新外溢效应薄弱、“政产学研用”各环节协调程度不高、中小微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支撑力度不足、区域间科技创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发展问题。追根溯源，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仍不够完善，导致红利效应未能完全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和科技中介之间还没有实现共生发展。

　　加快构建湾区协同创新新机制

　　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打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我们应积极谋篇布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加快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机制。

　　第一，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加快补齐原始创新短板。加快构建多层次、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支撑体系，推动高水平创新载体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尽快破解大湾区高端基础科研资源不足和基础科研规划布局不优等问题。其中，粤港澳三地应协同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优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推进产业、科研机构、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切实提升湾区的战略前沿领域创新能力与国际影响力。

　　第二，从机制体制层面保障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提出以来，我国推出多项推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支持政策，但仍需在破解跨境创新要素流动的机制体制方面发力。比如，依托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跨境科技创新合作载体先试先行，打破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的藩篱，创新跨区域财税共享机制，探索多元化主体参与、多种治理模式并存的治理机制。此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合一”，打造粤港澳利益共享的大市场。

　　第三，打造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优化创新生态系统。以优化创新价值链空间载体为目标，促进湾区内创新研发、产业应用及科技教育紧密结合。聚集整合国内外创新要素资源，依托产业创新系统、专业服务系统、公共服务系统，推动湾区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链、平台链、人才链、金融链和服务链等多链协同发展。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进一步完善从关键技术、应用创新到场景实现的链条完整、要素集聚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域创新，推动湾区产业向全球价值链、创新链高端迈进。

　　（本文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网络拓扑结构演化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机理与路径：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研究”（2019A1515011581）、广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创新链嵌入与广东制造业‘低端锁定’破局：影响机制及路径优化”（2018A070712034）、“异质性创新阶段下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基于创新载体动态匹配的视角”（2019A101002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