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
——评李萍教授等著《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2020年05月08日 05: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8日第1921期 作者：周文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一度风靡一时，成为经济学中的显学。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早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制度分析也成为解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兴视角，但后来在国内慢慢淡出。现在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无法实现对接，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着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问题。由此导致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并不理想：一是没有形成标识性的中国特色制度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能融会贯通或者创造性转化，甚至在数学化、模式化潮流下，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二是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是完善和修补，其理论核心进一步强调完全市场竞争作用。现在来看，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一直停留在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层面，没有实现理论上的超越。
李萍教授一直以来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是国内较早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李萍等著《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0多万字。这部专著最大特点就是用历史大视野研究新中国70余年的制度变迁及其恢宏巨变。同时，对于经济制度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也作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与传统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不同，该书研究坚持和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必然呼唤制度变迁与之适应。同时，制度建设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更要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促进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就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高度吻合。全会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区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形成又一重大理论创新。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突破一万美元大关，GDP总量逼近100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意味着近500年来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后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受到挑战，更意味着西方理论主导世界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应当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创造。中国经济学研究既不能简单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更不能固执地、机械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甚至错误地认为经济学的标准化、科学化只能是数学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事实，必然要求在经济学理论和体系上充分体现出来。事实上，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具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元素，远远超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内涵和指导意义。否则，中国经验与中国奇迹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和碎片化状态，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也就难以得出规律性结论。
可以说，正是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为新中国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目前国内学者从制度方面系统研究新中国70余年伟大成就的理论成果还相对较少，难以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为此，中国经济学人应该努力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推动构建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
一是尽快形成制度的系统化学说和理论。李萍教授这部专著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理路，系统诠释经济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和互动性促进，这是关于制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但关于制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制度体系、制度治理效能，如何确保制度优势的研究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视关于制度的系统化学说和理论，立足深刻揭示新中国70余年和改革开放40余年伟大成功背后的理论逻辑。加强制度理论研究，既需要从学术上对具体制度进行研究，也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对制度进行整体研究，为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二是加强制度的历史逻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加强对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不仅需要中西方的制度比较研究视野，更需要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思想，结合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深入挖掘其深厚历史底蕴和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国家建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宝贵经验。通过加强历史逻辑研究，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加强制度的实践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形成的，也必将随着新时代实践创新而不断完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同时从13个方面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完成好这些重大任务，需要更多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潜心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回答时代之问，不断总结中国制度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和规律化的经济学学说。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积极研究新中国70余年巨变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应该说，李萍等人的专著《新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在这方面作了好的尝试性创新。该书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尝试给出制度完善的路径及建议。未来，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创新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始终致力于将中国元素融入规范的理论分析，探索创新更严谨、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不断展现出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归纳出更多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经济学理论。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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