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以来，美国的股市、债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多日大跌，尤其是股市在3月出现四次熔断，陷入技术性熊市。美联储已宣布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等刺激措施，但基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等长期综合因素判断，美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进入新一轮衰落。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政府管控乏力或将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政策取向，推动其经济逐渐脱实向虚。1998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放开金融监管，金融资本借杠杆机制快速膨胀；美联储在90年代以后长期实行以维持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政府毫无节制地发行对外债务。这三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美国虚拟资本膨胀和流动性泛滥。因此，在数十年时间里，美国经济不再主要依靠实体经济进行实际资本积累，而是主要依靠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造出大量虚拟资本，以控制本国和全球经济资源。

　　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的10多年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以虚拟经济运行为核心，高度依赖其基础货币的发行、杠杆和债务的积累，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当前，加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已脆弱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经济现状和走势作出基本判断。

　　第一，从经济结构基本面看，美国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由20世纪50—70年代的约60%下降到2019年的约33％；制造业GDP占比从22%下降到11%；而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5%上升到34％，其中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比从12%上升到21％。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不再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而是重点依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2007年次贷危机后这一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从国际收支方面看，经济虚拟化导致美国从实际产品出口国变为金融资产出口国，形成了经常项目账户逆差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循环模式。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逆差，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这种状况持续近37年（仅1991年除外）。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对世界提供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的净出口国，而是对世界大量输出各种金融资产的净出口国，随之而来的是从世界债权国向世界债务国的转变。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高度依赖美联储向金融业注资（由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倍），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富人向美国房地产业注资（仅2013—2014年外国人在美国购房总额就达922亿美元）。

　　必须指出的是，过去3年美国通过挑起贸易争端等方式，在短期内诱导全球避险资金继续增持美国金融资产，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而这种“繁荣”背后实质是美国债务的持续升高。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等方式向国内市场注入大量现金，表面上看似化解了金融危机，但实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因此，美国股市繁荣的本质是货币政策、杠杆和债务刺激的短期繁荣。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去杠杆”仅使其债务存量从2008年的54.5295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约54.3110万亿美元，此后的债务存量反而继续上升。而美联储空前力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狭义货币（M1）规模从2008年的1.6323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0427万亿美元，增加了1.47倍。这充分反映出美国经济恢复源于对债务杠杆以及货币增发的高度依赖。在既要“去杠杆”又要救活虚拟经济的情况下，债务总量就不能持续下跌，而这又只能通过现金的更快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并恢复和维持虚拟经济增长。

　　第三，从国际贸易和产业链内在要求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背离全球化潮流。美国在过去30多年实施的经济与金融自由化政策，推动了国内经济虚拟化发展，同时塑造了当前的国际产业链和货币金融链，美国与各国在经济上形成了高度依赖关系。因此，实现其实体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货币金融优势地位所使用的宏观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前者需要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长期政策；而后者依赖的是短期金融凯恩斯主义政策，恰恰要进一步刺激虚拟经济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相继爆发，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是一次巨大的压力测试，目前的结果已显示，其中很多环节的技术、生产离不开中国企业和中国市场。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因此，疫情反而催生了一些新业态、新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也刺激了中国国内市场对新技术及其各种应用的需求。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同类高新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从而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实体经济复苏，并恶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前景。

　　第四，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无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回归和实体经济复苏。过去40年的去工业化过程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政策红利不足以抵消国内社会经济问题推高的生产成本，反而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虚拟经济膨胀。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将美国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15日再度下调100个基点，美国传统的利率政策空间殆尽。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以及持续增长的政府开支，将推动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02万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了17.1%。

　　第五，从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方面看，经济虚拟化造成美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次贷危机后到2019年，美国经过十年的持续注资，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得以缓慢恢复，该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包括会计、律师等职业服务业就业的恢复，职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创造的贡献率超过12％；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岗位贡献率仅为9％。总体来看，美国8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虚拟经济和一般服务业，由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这种就业结构相当脆弱。而且，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逐步下降，多数人依靠信贷实现消费。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创历史新高，失业率还将持续攀升，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

　　第六，从美元霸权方面看，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债券的方式，维持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主导构建了美元与石油、美债、股票的循环机制。这个循环机制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用其国际贸易美元收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股票。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美国参议院于2020年3月25日通过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美联储还将提供4万亿美元以稳定金融市场，而这种货币—债券自我循环创造，将严重稀释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价值，将加剧各国摆脱美元体系的离心倾向。

　　第七，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能力看，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充分暴露了其治理能力的短板。美国政府不仅在治理措施上严重滞后，而且在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上都缺少专业性和有效性，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果此次疫情在美国以及全球持续恶化，必将进一步动摇投资者对美股、美债和美元的信心，进而加速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元体系的崩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