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01—1969），原名际主、直淮，字渔邨，湖北黄冈人。1922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1926年毕业，任教于武昌成城中学。次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官教导团政治教官。1928年与郭大力一起翻译《资本论》。次年赴日本研究政治经济学。1931年回国，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1933年任福建人民政府文教委员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后赴德国、日本从事研究。1935年底回国，继续翻译《资本论》。1937年任中国著作者抗日会执行委员。1940年任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主任兼法学院院长，讲授高等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1944年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1950年至1969年任厦门大学校长。主张“厦门大学应当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为千百万华侨服务”，扶持东南亚研究与海洋研究成为特色学科；反对重理轻文，强调文理两科协调发展；倡导“自己学习自己研究”“博专精”；支持陈景润的数学研究。曾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译有《资本论》《国富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有《经济学史》《德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社会科学新论》《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说史》等教科书和著作。

1946年《中国经济原论》封面 资料图片 

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封面 资料图片 

　　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中国经济学”的首倡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卓越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执掌厦大19年，在任时间为历任校长之最。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并称“南王北马”，因二者在经济学方面均有突出的理论建树。作为蜚声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以《资本论》为基础，研究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及其他领域，是一位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思想巨擘。他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王亚南（右一）参与小组讨论会并发言。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里程碑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科学巨著，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共产党宣言》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自注本纳入《世界记忆名录》。1930年之前，中国非但没有《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就连个别篇章的中译本也没有。中国学者翻译《资本论》，是从1930年开始的。陈启修、潘冬舟、王慎明（王思华、右铭）和侯外庐（玉枢）、吴半农等，陆续翻译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分册，并正式出版。不过，直到1937年，国内仍没有《资本论》全译本问世。完成这项惊世之作的任务，落到了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郭大力先生和王亚南先生身上。

　　1928年，王亚南先生与郭大力先生邂逅于杭州大佛寺，两人一见如故，共同确立了合译《资本论》一书的宏愿。由于《资本论》涉及大量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范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准确地翻译，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先从翻译西方古典经济学经典著作、经济史名著入手。王亚南先生曾先后东渡日本、游学欧洲。寓居东京时，除了翻译、写作、学习日文和德文，他还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的影响。在留德期间，王亚南先生接触德国的工人阶级，真切地了解德国的历史、现状及风土人情，获得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和《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关注西方经济学发展动向。在此期间，他独立翻译、合译了9部译著，这些译著成为向中国学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经济学名著的典范之作。其中，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被视为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权威译本。

　　“磨刀不误砍柴工”，历经10年艰辛，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翻译的《资本论》三大卷终于在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译本。他们的翻译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自《资本论》三大卷问世以来，几代中国人深受其影响，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思想。1938年，毛泽东拿到郭王翻译的《资本论》译本后，就开始认真研读，对第一卷第1章至第12章大部分内容（包括部分注释）用铅笔进行了圈画和标注，用铅笔、蓝铅笔对第三卷的第13章至第20章、第37章至第39章的一些段落进行了圈画，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将漏字一个一个添加上去。这套有毛泽东亲笔更正、批注的书，现保存于中南海，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梁家河当知青时，特别推崇郭王的《资本论》译本，他通读过三遍《资本论》，并记了很多本笔记。

　　为了使《资本论》中译本更加完善，王亚南先生和郭大力先生一起，于1952—1953年、1963—1965年，先后两次对《资本论》旧译本作了修订。正因为在翻译上精益求精，郭王的《资本论》译本文字洗练，是公认的善本。1955年，中央编译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着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历时30年，到1985年出齐全部50卷53册，其中第23—25卷为《资本论》第1—3卷。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第1卷时，曾逐句对照郭王译本，而在译校《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时，则直接在郭王译本的基础上进行校订。

　　王亚南先生翻译《资本论》，目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1932年，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中国著作者抗日会”在上海成立，推举17人为执行委员，1937年王亚南先生成为执行委员之一。当时生活条件极差，王亚南先生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胃溃疡，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坚持翻译和宣传工作。1940年9月，王亚南先生到中山大学执教，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团结了许多进步教授。1944年，他应邀来到战时福建省会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不仅把研究所变成学术研究高地，而且成为特殊条件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战的前沿阵地。1945年秋，王亚南先生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聘请包括郭大力先生在内的一批进步教授到厦大任教，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厦大的传播，厦大也因此成为“东南民主堡垒”。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与跋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王亚南先生也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并在实践中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革命理论家。

　　中国式《资本论》

　　1939年，毛泽东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次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王亚南先生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富于创造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首倡“中国经济学”并付诸实践。

　　在《致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信》中，王亚南先生自述其治学路径时说道：“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可见，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王亚南先生就已逐渐将其“内化”，不仅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将其拓展到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运用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特别是结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进行理论创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性的统一，努力将《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充分体现了这种结合。该书遵循《资本论》范式，考察并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式《资本论》”。

　　《中国经济原论》堪称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1955年，《中国经济原论》由日本中国经济研究会翻译并出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时，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1958年，莫斯科社会经济文献出版社以人民出版社重印的书名出版了俄文版。1998年，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是唯一入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在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教授评价说，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是运用《资本论》科学体系、基本范畴和规律来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一个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在我国尚属首屈一指。它是亚南先生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洪远朋教授认为：“王亚南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宗师，而且是主张中国经济学的先驱者和实践家。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灵活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全面分析旧中国经济的来龙去脉、运行规律、长期停滞的根源以及必然转变的前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位学界前辈对该书的学术价值都作了高度的评价。

　　解放战争期间，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时，王亚南先生又与时俱进，及时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他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等著作，提出许多富有远见的论点，这些研究对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做了有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发表系列文章，对《资本论》的对象、体系、结构做了深入的剖析，见解独树一帜，形成了学界公认的“王派”理论。除了《资本论》研究，他在“广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也勤于耕耘，并有成果问世。可以说，在科学研究方面，王亚南先生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融会贯通。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开山之作

　　1943年夏，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访问广东坪石，在当地一家旅馆中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的王亚南先生两度促膝长谈。临到分别时，李约瑟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话题，希望后者能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予以解释。王亚南先生被这个平素不太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就托词道：对此“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此后，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一直如影相随缠绕着他，逼着他去解答，这便是他撰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缘起。

　　我们知道，李约瑟提这个话题并非空穴来风。1954年，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1—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提出的上述疑问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被誉为“李约瑟之问”或“李约瑟难题”。1950年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卷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提前发表。李约瑟关于中国“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其缺陷，关于儒家学派在官僚政治上的地位及作用，关于商人阶级遭到歧视和压制、商业利润和创业精神受到持续不断的抑制，从而导致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等问题，都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显然，在李约瑟看来，研究中国官僚政治是解开上述谜团的关键环节。

　　王亚南先生经过近5年的酝酿积累，首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刊于1947年9月的《时与文》第2卷第1期。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至1948年6月止，他在《时与文》杂志上陆续刊发了17篇专论。1948年10月，他将系列专论汇集成书，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名，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亚南先生谦称自己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的研究，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且是“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20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猖獗横行，为祸甚烈，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王亚南先生以理性的目光，敏锐地洞察到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努力探寻二者的历史渊源，挖掘其流弊及病根之所在，该书也因此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且成为王亚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王亚南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做了深刻的系统分析。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存续问题，自始就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是该书极为精辟的论点之一。

　　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末，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多达600篇，专著近40部，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内容仍以官制研究为主，基本上按照历史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规范，以史实的考证、综述、评价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绝少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形态、实质、机制与得失。王亚南先生得益于《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时，显然游刃有余。他不仅以经济结构为切入点，同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领域，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全面考察，是融会贯通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一次尝试。

　　王亚南先生把中国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同时，他的研究比较贴近政治学的规范，所以被誉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

　　该书在初版30多年后，再版和重印不下20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它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人，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

　　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开拓者

　　王亚南先生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史思想之中，其特点是把经济史作为理解社会发展史的钥匙。他完整提出著名的“地方经济论”，建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停滞发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开拓者。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王亚南先生自然没有置身事外。1936年，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主要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是他参与这次论战的成果集成。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缺乏典型的奴隶制，封建社会不但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与欧洲相比时间还特别长，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他反对一些学者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的形而上学史观。除了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外，他还先后在《社会科学》《文史哲》《学术论坛》发表了多篇史学文章。

　　王亚南先生还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杰出理论家。1954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由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着重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实质、运动规律和超经济剥削的特点，率先提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具有弹性的理论，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他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入手，不但揭示了中国两阶段发展的封建社会特点，还将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归到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将其归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除经济史外，王亚南先生又深耕经济学说史，其研究涵盖“西方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两大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并有《现代世界经济概论》《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等专著或论文集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从事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计划编写《毛泽东经济思想》和一部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经济学说史》（大学教材），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要完成这两部著作。

　　综上所述，王亚南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开创性的研究，成为独步学林、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早年游学日本、欧洲的经历，以及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方面的学识积累，王亚南先生一开始就秉持一种开放性的世界眼光，用国际视野来分析中国问题，其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始终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方略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时代价值。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学年会制度与政治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