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异常紧密。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语言一直是哲学的思辨领域，也就是说，那时的语言研究寓于哲学研究之中。语言学在成为独立学科之后，也始终离不开哲学的牵引，可以说哲学的发展指引着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正如罗宾斯（R. H. Robins）所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探索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哲学渊源，有利于认清语言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对未来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哲学本体论阶段的语言探索

　　哲学研究在本体论阶段主要探讨世界的本源问题，与之相对，语言研究集中于谈论语言的本质，如对语法的研究、词源的探讨等。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语言工具论，出现了自然派和约定派的论争，这可以看作象似性和任意性的雏形。而诡辩学的出现，则推动了修辞学、诗学的研究。

　　中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天下，世界被认为由上帝所造，语言自然也被认为出自上帝之手。经院哲学以苛细烦琐、泥古守旧而著称，虽有悬空不实、故作深奥之嫌，但以其追源穷理的哲学精神来探索语法学，亦有触及语言本质的论断，13世纪问世的《思辨语法》便是这一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因共相问题而出现的唯名论与唯理论之争，其实也就是任意性和象似性之争的又一早期版本。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关注人的作用，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无上权威。相应地，在语言教学中，开始采用人文的方法教授古典希腊和拉丁作品。人文知识的基础是语言修养，古典语言被视为基础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被纳入所有学校的课程。能否读懂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文主义者是否具有研究能力的主要标准。正是这一思想，导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异常重视对古典语言的研究。

　　哲学认识论阶段的语言研究

　　16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认识论阶段，其哲学研究主要有两条进路：经验论和唯理论。受机械唯物论哲学观的影响，雅柯布·格林（J. Grimm）通过考察多种语言的音变踪迹，将音变的描述精细化、条理化，提炼出简明的规则，使语言学日益趋近自然科学。他提出的音变规律后来被命名为“格林定律”（Grimm’s Law），该理论使语言研究突破了传统语文学的藩篱，朝现代语言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样受机械唯物论影响的卡尔·维尔纳（K.Verner）为追求严密的方法，解决“格林定律”的例外情况，发现了重音在发生音变时的作用，这一发现很快被命名为“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其进化论思想不仅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迅速传播开来，语言学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热衷于进化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机体论”，把各种语言视为自然的有机体，认为其发生、发展、成长、衰亡完全取决于自然规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受唯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普遍唯理语法”，认为理性是语言运作的根本原因，语法是“唯理的”，人们应该用科学的理性思维来探索语言。此外，笛卡尔的理念天赋说是笛卡尔哲学甚至整个唯理论哲学的基础，这一哲学思想对语言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后来20世纪出现的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说之中。

　　语言论转向后的语言学研究

　　到了20世纪，哲学发生语言论转向，认为所有哲学问题都归因于语言问题。这使语言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实证主义导致了形式语义学的出现；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兴起，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产生；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行为论则催生了语言学上的刺激反应论意义观；在20世纪下半叶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下，语言学迎来了语用学这一全新分支。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把语言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学科时，正是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兴起的时候，索氏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可以说是受到了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结构主义在人类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亦得以广泛应用，且对英美分析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

　　曾在20世纪下半叶引起轰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受惠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唯理论以及17世纪所建立的“普遍唯理语法”。语言和理性一样，都是人类天赋。正是一种天赋的“语言获得机制”（LAD）使人们能够产出无限的语言表达。《普遍唯理语法》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哲学在法国语言学上催生的作品，备受乔姆斯基的青睐，影响了生成语言学的“普遍语法”（UG）的产生和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下，作为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全方位反动的认知语言学应运而生。认知语言学并非是某一位创始人提出的语言学流派，也没有统一的精神领袖，而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学学者所具有的相同的基本理论主张的合流。后现代哲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反传统”，多层次全方位地对现代哲学思维进行了发难，相应地，认知语言学对主流的转换生成语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动。后现代哲学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提倡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这在认知语言学中体现为语言学各种理论对原型范畴观的坚持。后现代哲学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中心主义”，注重差异性、特殊性，关注他者、弱小、边缘、局部、次要、偶然等。认知语言学的语法研究则是从关注边缘语言现象入手，再由边缘进入中心，提出了著名的构式语法理论。

　　纵览语言学和哲学简史，我们发现，语言学尤其是当代语言学，均是在哲学的浸淫中产生的。从古至今，各种语言学思想和流派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哲学烙印。语言研究者如果不了解语言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就不能达到对语言学理论的透彻理解，其语言学研究也将难以深入。一方面，哲学能为语言学研究拓宽视野，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如果仅仅沉溺于语言学研究自身范围，我们可能看不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也不能对语言学研究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因而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哲学能为语言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哲学是自然科学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益于语言学的研究，还能为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

　　然而，就国内的语言学研究现状而言，许嘉璐先生曾指出：“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由此可见，扩大语言研究者的哲学视野是中国语言研究的当务之急。对语言研究者来说，了解哲学的各个流派，知晓其中的基本观点，对开阔视野、打开思路、明确领域都是不无裨益的。我们不但要了解西方哲学理论，亦要挖掘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宝藏，以期更好地指引我们的语言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