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斯（Kairos）这一概念风行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与修辞学关系最为紧密。该术语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语义嬗变历程，从外延失之过宽，经由一度几乎销声匿迹，再到当代获得重新解读，显示出其巨大的现实生命力。

　　起源于古希腊

　　有关凯洛斯的来源及其语义，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古希腊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希腊志》中记载有“机会是宙斯最小的孩子”， 因此“机会”成为凯洛斯之神，同时成为一个重要概念，贯穿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辩师希米利乌斯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雕刻家利西普斯将凯洛斯列为诸神之一；该词滥觞于荷马《伊利亚特》，特指身体上易受损害的重要部位，需要给予保护；凯洛斯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以“适度”或“均衡”语义出现。《牛津希英词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编撰者H. G. Liddell 和R. Scott的考辨结论支撑的是第四种观点：凯洛斯可能肇始于赫西俄德的箴言：“举措得当，分寸适度。”

　　进入当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博士E. C. White考证认为：该词既可指弓箭手有的放矢、一矢中的之“关键时刻”，亦可指纺织者梭过织孔的“重要瞬间”，均强调行事的“时机性”。美国修辞与写作研究者J. L. Kinneavy从教育和政治维度，将其定义为“适时”或“适度”。耶鲁大学教授J. E. Smith指出凯洛斯和柯罗诺斯（Chronos）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偏向时间质的维度，后者侧重时间量的维度，因此他又将Kairic time定义为“事物适时发生的季节，而非随时发生，该时机可能一去不复返”。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英文教授James S. Baumlin则将凯洛斯理解为“礼仪”或“适当”，他指出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定义“礼仪”时应用了凯洛斯。法国学者E. Moutsopoulos在时间维度上，又添加了动态和价值维度。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英文系教授P. Sipiora在其《古典凯洛斯概念》（The Ancient Concept of Kairos）专论中提倡把握其核心要义“时机”，进而拓展出“对称”“得体”“场合”“适度”“适当”“机智”“礼貌/得体”“均衡” 等多角度考察。鉴于该词语义的多元复杂性，国内学者袁影根据玄奘法师“五不译”原则，提议音译为“凯洛斯”。在以上宏观初步归纳基础上，下文将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明晰其语用内涵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在古典时期淡化

　　开尼维（Kinneavy）在《凯洛斯：一个古典修辞学中被忽视的概念》（Kairos: A Neglected Concept in Classical Rhetoric）一文中，首次指出西方修辞学史研究者误以为“凯洛斯”遭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冷落和贬低，因为这些研究者误以为亚里士多德三卷本《修辞学》只三次谈及该词。在《凯洛斯之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Kairos in Aristotle’s Rhetoric）一文中，开尼维借助计算机辅助检索软件PERSEUS，根据古希腊文献数据库，发现《修辞学》谈及“凯洛斯”达16次之多，是亚里士多德写作行为、情感诉求、辞格应用乃至理论整合的核心要素。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以“妖言惑众”贬损雄辩家高尔吉亚，而S. Crowley 和D. 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辞学研究之于当代学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明确指出高尔吉亚可能是即席演讲的首发者，不仅其修辞理论植根于凯洛斯，而且文体中的得体性也可追溯到该概念，即抓住合适的时刻表达，而所谓合适的时刻是指听众做好准备的时刻。P. Sipiora和 J. S. Baumlin梳理西方古典修辞和“凯洛斯”关系时，认为高尔吉亚得意门生伊索克拉底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最为卓著。具体说来，言说艺术领域要求适切情境，风格得体；政治领域应顺应情势，适时而动，突出恰当时机；军事领域战机易逝，机不可失，强调危机；教育领域应把握时机，准确判断，有效行动，强调教育需要抓住有利时刻。

　　古罗马虽然是古典修辞思想的全盛时期，然而代表性人物西塞罗在其《论演说家》和昆体良在其《雄辩术原理》中只是偶尔论及“凯洛斯”，寥寥数言，一笔带过。前者认为在适切的情景中，顺应习俗和期待，演讲者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雄辩性；后者认为修辞的复杂性可归因于时空等情景要素。与古希腊的“凯洛斯”研究相比，此后的研究曾一度被严重淡化。

　　在当代重新兴起

　　在当代“修辞没落论”的大背景下，美国修辞学家L. F. Bitzer 1968年在《哲学与修辞学》（Philosophy and Rhetoric）创刊号发表了卷首文章《修辞情势》（The Rhetorical Situation），力求突破修辞学传统，从而振兴修辞学。他认为传统修辞学的常规（standard）议题是“受众”“演说者”“目的”“方式”等，而“修辞情势”绝对不是传统修辞学的常规术语，因此尚未得到系统研究。“修辞情势论”的核心要义是：修辞话语来自情势本身的修辞性，因为情势本身存在“缺失”，迫使表达者必须使用修辞话语与人交流以求解决问题。具体说来，修辞话语应修辞情势而生，话语因修辞情势而获得修辞意义；修辞情势诱发修辞话语去改变现实；修辞话语须对修辞情势做出适切的反应；修辞情势制约修辞话语。撇开这篇雄文此后所激发并延续至今的大量学术争鸣，Crowley和Hawhee合著的《古典修辞学研究之于当代学生》（Ancient Rhetorics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以专门章节探讨“凯洛斯”与修辞情势的关系，凸显“抓住时机”（seizing the moment）这一古今融通的“凯洛斯”与“情势”本质属性，认为“修辞情势”意在突破传统，却起到了传承与复兴“凯洛斯”研究传统的作用。

　　当代“凯洛斯”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以开尼维为首的学者大力倡导将“凯洛斯”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常言或范畴，通过再语境化，恢复该词的古典主义理解，用于当代修辞学研究。开尼维以史为镜，回溯该词在古典时期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认为“凯洛斯”的核心意义为“择机行事”，需要挖掘这一概念在不同文体作品中的具体运用情况。另一派则认为这一古典概念早已过时，现代生活需要对各种情景进行差别化描述，赋予“凯洛斯”新义，例如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交际研究学院的M. P. Brigham认为：“情境严谨、可综合评价‘适机’的历史时刻必定被复杂的现实变迁所掩盖。” 然而，如何古词新用，语焉不详。

　　有鉴于此，近年来，关涉“凯洛斯”的学术研究与活动方兴未艾，此起彼伏。早在2002年，Sipiora 和 Baumlin就推出《修辞学与凯洛斯：历史、理论与实践文集》（Rhetoric and Kairos: Essay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raxis）这一研究“凯洛斯”的集大成之作，寻求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考察该概念。美国修辞学协会将“凯洛斯”列为第14、15、16届双年会议题之一。笔者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发现以“凯洛斯”为主题的高倍引文献不在少数。国外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范式，应用于不同学科领域，如教育学、生育学、政治哲学、宗教学、生物学、医学、商务交际、社会工作实践等，不一而足。但是，国内以“凯洛斯”为主题且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显然严重滞后于西方的“凯洛斯”研究。

　　核心要义及其现实意义

　　鉴于“凯洛斯”的多重含义及其意变，以及中外学术界迄今尚未就其含义达成共识，笔者以为“凯洛斯”至少包含三大要素：时机、行事、分寸。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个国家，一个个体，在其发展道路上，经常会遇到错过某个时机，回头弥补也难以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情况，甚至可能为错过时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抓住了和平发展主旋律，大大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与世界危机四伏中化危机为时机不无关系。“韬光养晦”是抓住时机行事、分寸拿捏得体的英明决策。

　　步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可谓“时机、行事、分寸”三结合的“凯洛斯”发展远景规划。时机促行动，行动需谋划；谋划需谨慎，谨慎求分寸。这些或许可以成为“凯洛斯”的主要构成元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台海两岸跨文化交际学教学模式比较研究”（JJD2019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