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是新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感性媒介，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潜力、情感强度充分影响并塑造了民众的情感结构和精神世界。围绕新中国精神与文学发展及文学经典形成之间的关系，记者采访了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中山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李石，以期通过对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形成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推动文学发展。

　　从文学视角发掘新中国精神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着时代与现实的一般规律。应该说，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新中国精神密切相关。

　　蒋述卓：是的。国家意志往往规约着文学的生产，决定着文学的语言、想象、虚构等方式，新中国文学是新中国精神的审美表达。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不仅受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国家意志的影响，同时，其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还在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中国文学中，新中国精神表现出何种形态，呈现出何种规律？

　　蒋述卓：我们可以从四个历史分期来概括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表现形态。一是1949—1976年，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民族团结精神”。二是1977—1991年，主要表现为“反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与时俱进精神”。三是1992—2012年，主要表现为多元共融精神。四是2013年以来，主要表现为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这四个历史分期，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新中国精神走向的某种规律。首先，这四个时期的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不可能截然分开。一种精神并不只属于某个特定时代，比如 “爱国主义精神”实际上贯穿于新中国文学各个阶段，只是在1949—1976年这个时期，文学对中国革命历史记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呈现更加突出。其次，这四个分期与中国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同步性，这是因为新中国精神演变与社会时代发展紧密关联。再次，前期可总结的精神表现形态多，后期可总结的精神表现形态少。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很难用一种确定的精神形态去描述和概括，因而“多元共融精神”或许会是比较恰当的表述。当然，这或许还涉及历史积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新中国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态进行梳理后，又该如何从逻辑或理论层面对新中国精神进行界定？

　　蒋述卓：我们从三个层面对此做了初步阐述。从历史层面看，新中国精神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具有引领性的精神品质。从当下层面看，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新时代中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实践中可以看到。而从未来层面看，新中国精神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这就需要一系列社会实践尤其是文学实践来丰富新中国精神。

　　新中国精神引领文学经典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文学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众多文学经典作品。什么样的文学创作才可称得上文学经典？

　　蒋述卓：这是一个很难笼统回答的问题。社会时代风气在变，文学的审美标准也在变。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解释文学经典：“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这可以看成是对“何为经典”以及“作品在何种层面上能够成为经典”的相当宏观和精确的概括。

　　简要来看，首先，文学经典是历史化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审美典范，一种最高序列的审美等级。其次，文学经典通过特定的文化选择，而在漫长的时空流转中形成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记忆。比如《史记》、唐诗宋词、《红楼梦》等，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审美等级。比如17年红色经典文学，它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传统、历史记忆及其审美凝聚力，直到现在依然构成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和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影响文学经典生成的要素是什么？

　　蒋述卓：“文学经典的生成”这个命题本身带有一定的西方后现代视角，即避免以一种静止不变的、本质主义的立场来看待文学经典，要充分意识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复杂社会历史条件。文学经典并不单纯体现为一种市场趣味或个人审美趣味，而是受到民族传统心理、现实语境、社会体制、文化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文学经典生成的规律？

　　李石：新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一般需经过“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环节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辩证发展过程。首先，国家意志作用于文学体制，从而进一步规约文学创作。其次，文学创作者需要将国家意志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结构，创作出具体的作品，以艺术的感性形象来感召受众。最后，文学作品必须引起受众的普遍反响和关注，并经过理论批评家的不断介入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精神如何影响着文学经典的生成？应如何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

　　李石：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探讨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应该避免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以建构性视角审视文学经典生成与宏观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作为国家意志组成部分之一，新中国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和规约着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如果说，新中国精神为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凝聚力和推动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感性化的审美符号，不断加强和丰富了新中国精神的审美感召力。我们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审美转换”。新中国精神对文学经典的生成必然具有一种召唤性和引领性，因而文学经典筛选的标准总会受到国家意志的规约和影响，而文学生产机制乃至文学创作者也会相应地调整自身的运作方式、应对方式，生成新的文学经典从而丰富和拓展“新中国精神”。这一辩证实践过程也推动着文学和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革新和价值转换。

　　文学要积极回应时代精神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中国70多年的文学生产机制中，新中国精神、作家群体和人民群体的关系是否有所变化？

　　蒋述卓：在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生产机制中，三者的关系非常紧密。新中国精神在政治立场、写作题材、表达内容、艺术形式等观念层面对文学进行引导和规范。近40多年来，尽管新中国精神依然支配着作家的话语表达，但是作家主体性却得到了很大彰显，甚至形成了有着高度自主运作能力的“文学场”。它通过文学共同体内部认可的艺术性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学院化评价，并在立场上包含对政治和市场的双重疏离。

　　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加深的市场化、大众化趋势，使长时间被压抑的通俗文学市场突然间蓬勃生长起来。由此，文学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市场消费需求所支配。中国当代文化生态随之迎来了多元共融时期。这种状态其实是社会价值构建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重新得到强调，近40多年与前30年的接续使当代文学又形成了一个连续体。

　　近年来，文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联系进一步强化。重新认识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现实等因素的关系，调整文学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密切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成为新时代推动优秀作品和文学经典生成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来看，应如何强化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李石：强化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涉及当前如何看待新时代文学存在价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当前的时代状况有清醒认识。从政治层面看，应从“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层面认识文学所具有的作用和潜力；从思想文化层面看，应立足多样化的文化现实，构建历史整体性观念。

　　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国家为重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作出的努力，这其实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寻求稳固的精神价值基座。文学创作者不应忽视这样的时代趋势，要积极回应时代精神诉求。具体到文学制度层面，国家也对新时代文艺事业提出了新要求，试图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号召力和包容面，寻求以新的表述方式重新涵盖不断扩大的时代精神内容，比如强调文艺对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强调不同媒介传播力量、不同文化传统的创新融合，强调作家协会对新文艺组织和群体的引导等。

　　创作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文学经典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文学70多年的发展史，为形成文学经典良性生成机制提供了启示。在当今社会，人民需求、媒介生态、文学样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网络文学蓬勃发展。您认为，人们的文学经典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蒋述卓：“经典”本身的含义确实在不断变化，这表明文学经典在永恒之中具有流动性特征。过去我们讲，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其实是四书五经。在西方文化语境里，“经典”大概是指具有永恒价值的、第一流的典范性作品。随着世俗化和大众化趋势不断加深，“经典”的内涵其实在泛化，尤其是新文体、类型出来后也会对原来所谓的“经典”形成冲击，这也是时代变化所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发展迅速，这以国内学界对金庸小说作品的经典化阐释为重要标志。而从2008年麦家的《暗算》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可以看出主流文学界在评选标准上的重要调整，也就是把类型文学也纳入其中。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网络文学及其影视化运作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其中的变化在于，过去被认为是庸俗的、口语化的、难登大雅之堂的网络文学，不仅成为市场大众热捧的消费产品，甚至国内学界和民间企业机构都在助推网络文学的主流化，并认定了一批具有“经典性”的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对传统文学期刊形成冲击，传统文学批评家的话语权受到挑战。当然，也要看到，一些网络文学能够被追认为具有“经典性”，本身还是说明，尽管网络文学创作及接受门槛不高，其在海量生产过程中也显得良莠不齐，但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能够沉淀下来，比如《庆余年》《琅琊榜》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应如何构建新的文学经典评价标准？

　　蒋述卓：这是一个大课题。简单来讲，文学经典在当代的流传必然要经过现代读者受众的检验，由通俗化的大众审美趣味所选择，但文学经典又不单纯体现为通俗的一面，它还有高雅、精致的一面。除了市场选择，它同样需要经过传统、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作用，涉及更深远的时空、地域上的文化选择。而文学批评家在其中扮演着沟通雅俗审美标准的重要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应如何营造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

　　李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未来文学经典的良性生成机制。一是立足新的时代与现实发展来理解文学的存在价值，即文学如何挖掘和表现中国经验。从世界性维度看，新时代文学可以通过文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表达来呈现。

　　二是根据时代发展调整对 “人民”内涵的理解。也就是，主流价值观应该充分重视现代受众的审美趣味，考虑“人民性”与现代传播媒介受众之间如何产生认同与共鸣的问题。

　　三是平衡文学批评的“自主性”和 “中介性”。文学批评既可以促进经典的形成，也可以不断解构经典以及经典形成的话语机制。文学批评对文学经典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更好地界定文学批评的权力边界，既要让文学批评成为作品与读者沟通的中介，又不能局限于只是规规矩矩的阐释者；既要加强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引领作用，又不能让批评权力过分僭越对文学作品的阐释。

　　四是要落实到个体层面的文学创作。个体的文学创作，是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之间“审美转换”最为关键的环节。事实上，时代精神与理论批评都可以对文学创作提出各种规划和要求，但是文学创作实际上却难以被完全纳入规定好的、统一的发展轨道，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窒息文学创作的发展。但是，文学创作者也不可能无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他们对时代的精神内容、精神意象的捕捉，总是会无意识地受到百年来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的支配。新时代文学艺术创新必然要诉诸创作者的创造性本能，需要他们从历史的、时代的精神中重新构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现人民创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维度中以“世界文学”的面貌表达新的中国经验，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实现广泛而普遍的审美效应，创作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经典文学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的，新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最终需要诉诸既立足社会现实又深具审美感召力的文学创作。那如何产生这种文学创作呢？

　　李石：好的文学创作需要培育，这就离不开前面所说的要为文学经典营造良性生成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要尊重文学规律，文学要成其大，必然不能拘泥于一己之欢，而要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诉求。文学是人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种文学共识，对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文学表现，应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人的生存经验。

　　二是要重视文化传统。新的文学经典的生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离不开对过去的文学经典作品的继承，这里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当代文学创造力的表现之一，或许在于能否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

　　三是要重视市场受众。在互联网高速发展、“文化+科技”的产业融合趋势下，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评价等各个环节都因新的媒介生态而产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趋势下，文学的审美感召力不仅体现在其创作内容或审美形式层面，还在于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生态、市场需求、审美心理等。当然，以上几点都只是在试图营造某种氛围和土壤。我们可以呼唤文学创作，但是文学杰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并不完全由人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