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学者之一。1903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西王智村。1923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其间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28年开始翻译《资本论》并以笔名“玉枢”出版。在法国期间，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周恩来等创办的《赤光报》。
1930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并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及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1934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1936年与王思华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合订本。1939年发表《社会史导论》。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曾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并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1941—1942年，他几乎同时完成了两部史学专著，即《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古代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史的发展。
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年与罗克汀合著《新哲学教程》。1946—1961年，侯外庐合作撰写了《中国思想通史》，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和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1947年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1948年进入东北解放区。1977年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哲学史》。1984年与邱汉生、张岂之主持编写了《中国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当选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常务委员等。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在他辉煌的一生中，贯穿着韧的追求和勤奋著述，为20世纪中国史学增添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史学工作者深切缅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景仰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先行者的业绩，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学术遗产和学术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
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方面表现在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挚和热忱的传播上。对于侯外庐的这一品质和特点，胡绳在《纪念侯外庐同志》一文中作过这样的概括：
外庐同志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自己说，在一九二六年以后，“我的思想和行动都较为自觉地站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方面来了”。从此，他一贯坚定地抱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显然，他以十年之久刻苦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是由这种信念出发的。……这种信念贯彻在一生的全部理论研究工作中。（《纪念侯外庐文集·代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深刻地概括了侯外庐革命、奋斗的一生。
正如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所说：“一九二七年，我到达法国，在巴黎大学听课。翌年，即开始试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工作。我在法国三年期间，除了做党的工作以外，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资本论》方面。我的水平和能力，不可能在两年内译完这部科学巨著。然而，这件工作却帮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了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党的工作确立了革命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侯外庐被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本质所在。
20世纪30年代前期，侯外庐从法国回到中国，在北平大学执教，因宣传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经营救被“假释”出狱。一年左右的牢狱生活，侯外庐身体受到严重折磨，但他仍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继续着“韧的追求”。1937年七七事变后，侯外庐来到重庆，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全力以赴宣传抗日”，著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抗战建国论》和有关政论文章，被认为是一位“政论家”（胡绳：《纪念侯外庐文集·代序》）。由此可以看出，侯外庐是一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者，一位关注现实的理论家。他的这种品质和作风，上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下至认真做好一个具体单位的工作，都充分反映出来，都贯穿着他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的崇高精神。
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侯外庐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该系第一任系主任。怎样把一个旧的历史系改变成一个新的历史系？怎样帮助广大师生积极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历史？这是百业待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侯外庐以其深邃的理论修养、灵活的工作方法和细致入微的思想启迪，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决定为1949年夏季毕业的四年级学生“补课”。他除了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邀请楚图南、王亚南、翦伯赞、邓初民等学者到历史系作专题报告或大课教授，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同时，侯外庐又聘请白寿彝、马特为历史系专职教授，聘请杨绍萱、张云非、王真、缪楚黄到历史系兼任课程。此外，他还请到郭大力讲授《政治经济学》、何思敬讲《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重要举措的推动下，历史系教师阵容为之一新，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新风气。为了推动全系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侯外庐还亲自开设了《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使用》。他还建议大家自学一本经典著作，每周讨论一次，轮流讲心得体会。他还在历史系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旨在逐步建立起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认识体系。侯外庐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发展，鼓励年轻人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曾赠给助手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件事在历史系传播开来，许多年轻人都受到鼓舞。
从上述这些具体的工作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是怎样在平凡的工作中显示出他的不平凡之处的。侯外庐对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是这样认为的：“党的事业，刻不容缓”，“党的委托，责任重大”。（以上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开创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天地
侯外庐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著作等身，为学界所重。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以及他和合作者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彰显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色和风采。尤其是他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备受学人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代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田昌五：《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作——重读〈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文史哲》1988年第2期）还有学者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30年代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40年代有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带有开创性的地位，这并不否认别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家在史学工作上的成就，但这三位的著作更有代表性。……我们讲中国近代的史学发展……不能笼统地讲，也应该发展地看。有总的发展，有阶段性的发展，应该有区别。”（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以上均见《纪念侯外庐文集》）这些都强调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的开创性作用，白寿彝则进一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阶段角度作出评价。
史学界对侯外庐的其他论著也多有称颂，这里要着重讲到侯外庐与合作者撰著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这一巨著。这是因为，这部巨著有更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同时它更清晰地表明，侯外庐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一书的最后即“简要的总回顾”中，有如下的表明：
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因此，我在下面讲一点我们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在侯外庐看来，成不成“体系”，首先要看研究者所依据的“原则和方法”是否合理。这段话告诉人们：体系是重要的，但建构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和审慎的抉择。
侯外庐所说的“我们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通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
简言之，思想史的研究当以社会史为基础，思想家及其思想都在一定的社会土壤中生成。因此，如果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认识不清晰，则思想史的研究、认识必受其影响。侯外庐所总结的这一条“原则和方法”，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阐发的，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使人读来受到启发。
侯外庐讲的另一条“原则和方法”是重视材料和如何使用材料。他写道：
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是《中国思想通史》始终掌握的又一原则。写历史要凭史料，否则就不免流于空泛。《中国思想通史》重视材料的朴实征引，目的就在用材料作为说明问题的基础。我们对某一思想家的研究，首先是了解其时代、身世（学术传统），以及其自己的著作，而其自己的著作是最基本的材料。
这里说的材料，包括有关时代、身世和著作等几个方面的材料，没有材料不足以说明问题。当然，材料也有不可靠或不完全可靠的，但必须作出必要的考据，轻易地怀疑或否定材料的真实性及其价值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侯外庐强调“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侯外庐深于理论而谙于典籍，这种禀赋使他得以充分发挥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才华和智慧。我们展读《中国思想通史》各卷的首章，可以读到这样的标目：“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第一卷），“汉代社会和汉代思想”（第二卷），“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魏晋南北朝思想的性格与相貌”（第三卷第一、二章）。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卷的卷首有一篇题为《第二、三、四卷序论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的论述，显然是对秦汉至明末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说明，而第四卷的第一章则题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以上两部分内容反映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观点。有论者认为，这里没有专门论及宋、元、明时期理学发展的社会史背景，是一“缺憾”（参见《纪念侯外庐文集》中黄宣民文）。当然，1984年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的出版，这一“缺憾”也就得以弥补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论述中国启蒙思想，凡三编共十七章，各编之首章的标目是：“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思潮的特点”“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专门汉学的形成”“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和思潮”。本文不避繁冗之嫌，列举上述标目，为的是突出侯外庐所强调的原则和方法之一般的表现形式及其特色。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我们的工作只是对中国思想史作了初步探索，中国丰富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有待进一步整理与总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先哲荀子的名言说出了后来居上这个真理。我深深期望也深深相信，我国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之林，将来会出现凌云的杰构。
这些话，说出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后起者的期望，也表达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光辉前景的信念。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1946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再版序言中写道：“在这四五年来中国出版界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问世者不下十余种之多，这一门学问可以说已远达到相当的水准。”他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守素的《先秦诸子思想》、纪玄冰的《论语研究》、杨荣国的《论孔墨》，不无兴奋地写道：“诸书见解虽不一致，而皆有独创研究，相得益彰。”因此，他又写道：尽管“歧点”和“争论”都还存在，“然而，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从前他们研究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都不同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我相信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是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所谓“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亦即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示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而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上引这段话正是侯外庐后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的较早表述。从历史与现实的观点来看，他批评“研究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的现象，在当今仍有启示意义。从展望前景来看，侯外庐坚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业绩必将为“全世界的文坛”所关注。总之，侯外庐的这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觉、自信、自强的品质和理念。
40年后，即1986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非常明确地阐述马克思史学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他又一次“再谈谈我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时，其中第八条这样写道：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但是我们不能只做金钥匙的鉴赏家，而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历史的宝库。
这是从原则上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化”的问题，即一是在总的研究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这是研究的目标；二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研究的路径。白寿彝正是从这两个方面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历史地位的，认为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见《纪念侯外庐文集》）
侯外庐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问题，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在《自序》中继续写道：“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四十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对于侯外庐的这些肺腑之言，我们似可视为一位哲人的“自白”，从中或可窥见他的忧虑、追求和智慧。
胡绳在《纪念侯外庐同志》一文的最后，曾这样评价侯外庐的学术成就，“后来的研究者，纵然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看法，但都不能不重视他的研究成果，从他和他的合作者的大量著作中吸取养料”。今天，当我们面对33卷《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张岂之主编，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的巨帙，“吸取养料”以为发展之资，确乎是“后来的研究者”应做的事情。当然，这不仅对侯外庐的学术成就如此，对所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都应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侯外庐和其他学者一道，共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辉前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