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迎来了春天。在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字学家的往来愈发密切，一些著名汉学家的中国旅行被传为学界佳话。英国文字学家吉德炜（D. N. Keightley）参加了1984年在安阳召开的“殷墟笔会”，与胡厚宣、张政烺等学者进行交流；美国学者F. Coulmas1989年4月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来华访问，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演讲；法国学者汪德迈（L. Vandermeersch）曾师从饶宗颐等学术名家，先后多次到中国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积极开展出国访学工作。李学勤1981年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与艾兰等伦敦大学的文字学家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裘锡圭自1982年起多次参加海外学术交流，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于1982—198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授古代汉语课程。中国学术理论被西方学者翻译并引入西方，如2000年马几道（G. L. Mattos）和罗杰瑞（J. Norman）翻译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Chinese Writing）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探究新时期中西方文字学交流的学术史，意义非常重大。
姚孝遂在《汉语文字学史·序》中指出：“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了解其整个发展过程。只有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撷取精华，剔除糟粕，才有可能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断有所创新，促进本学科的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少有针对西方文字学成就的系统性梳理。
西方有着久远的汉字研究史，自传教士进入中国起，对汉字的研究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汉字学理论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德范克（J. DeFrancis）、安戈（J. M. Unger）等学者针对汉字的性质展开了讨论，推翻了西方学界“汉字是表达概念的文字”的所谓“定论”。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只撰写过针对专人、专书探讨的文章，正如蒋修若在《海外汉字学脉络研究有待加强》中所言：“海外汉字学史的脉络不甚清晰，理论探讨显得不足。对国外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观念递变的关注远少于文字材料研究。对于国外学界对汉字性质、字体、构形、字词关系、系统层级、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的讨论，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题梳理与深入探讨。”
在普通文字学成果的整理上存在同样的问题，西方在19世纪末就已经有了初步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普通文字学研究已经具备体系化、方法科学化的特征。诸如散復生（G. Sampson）的Writing System：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1985），德范克的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1989）等著作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国内却少有对西方普通文字学史、比较文字学史的发展演变进行描述和介绍的文章。比较文字学20世纪末在中国诞生，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1998）与王元鹿的《比较文字学》（2001）先后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字学学科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虽然没有形成比较文字学这一专门学科，一些学者因为掌握了多门文字的知识，在撰写文字论著中，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文字系统进行比较。其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都值得关注。如W. Chiang的A Comparison of Maya and Oracle Bone Scripts等。
中西方学术研究的背景不同，在研究某一问题时的侧重点往往表现出差异。吸收西方文字学研究的优点，可以为中国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中国汉字学的研究立足于传统小学，重视以文献为载体的文字研究，对口语的关注不如西方。西方传统哲学，即以“逻格斯中心论”为名的西方理性主义对文字学研究影响很深。“逻格斯中心论”注重口语语音，将口语语音的地位凌驾于文字的其他属性之上。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的，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这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像Coulmas，他在研究文字问题时就比较重视口语的研究视角。比如在分析日本和韩国的文字系统时，Coulmas重点分析了两种文字系统如何改造汉字以适应本国口语；在阐释文字定义时，他用大量笔墨分析了口语和文字的关系，认为包括汉字在内的所有文字都不是作为记录口语的工具发展的，反而是口语的模型。诸如此类的与汉字相关的思考是比较新颖的。而且，西方学者重视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类比，经常通过阐发某一文字系统而类推其他文字系统的情况，这与中国学者在文字起源的问题上根据考古材料进行文字论述的路数不同。比如在文字早期发展问题上，由于苏美尔文字是目前能够知道其完整早期发展历程的文字系统，西方学者往往以苏美尔文字的情况类推汉字的发展情况。鲍则岳（W. G. Boltz）的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德范克的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的学术交往愈来愈密切。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字学理论，我们可以发掘中西文字学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影响。这不但可以弥补学术史方面研究的不足，还可以推进双方文字学理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