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颁布实施40周年之际，2021年3月15日，教育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学位法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制定学位法的讨论已有十几年之久，随着近几年学位纠纷案件频发，更是将制定学位法的诉求推向了高潮。总的来说，《学位法草案》的出台对完善我国学位法律制度、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仍然有部分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学位法草案》和《学位条例》相比较，最为直观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修改法律名称更加明确了学位法的法律地位；第二，法律文本从20条增加到38条，规定更为详尽具体；第三，分7个不同章节明晰了立法目的和整体逻辑。纵观《学位法草案》全文，大致可以归纳出十大亮点。第一，定下了国家学位制度的基调，划分了学位类型（学术学位、专业学位）。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是不能动摇的根本，这是由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而划分不同的学位类型有利于研究生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专业教育的进步与完善。第二，学术自由写进基本原则，除了公平、公正、正当程序等常见的基本原则，与其他法律基本原则有所不同的是规定了“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学术自由作为宪法的一个基本权利应当保障，学位法是保障学术自由最为直接的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后是又一大进步。第三，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位管理体制，划分清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职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侧重学位工作的宏观规划，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更偏向学位工作的具体实施与管理。第四，明确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涵盖了学位授权、学位授予与学位撤销等各个方面。第五，赋予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自主审核的权力。虽然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但是实际上已经向大学学位制度转向，国家权力逐渐向地方和院校下放。给予大学更多自主权，有利于激发大学学术自由的活力，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第六，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可以结合本单位学术评价标准，制定具体的学位授予标准，尊重了大学专业性的判断。第七，规定了学位申请的流程和反馈期限，使得学位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学位，保障了其学位获得权。第八，为了加强学位工作的质量监督，借助了社会组织的力量，让第三方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学位质量的评价、认证和质量评估等工作。第九，撤销学位的缘由从舞弊作伪增加至三种情形，把近年来学位纠纷比较集中的几种事由全部涵盖，如剽窃、抄袭、数据造假、冒名顶替、徇私舞弊等。第十，争议解决的申诉主体范围扩大，由非学位授予单位、学术团体扩大至学位申请人以及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学位获得权各个主体进行了全面保障。

　　《学位法草案》虽然在以上十个方面进步显著，但是还有些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体现，部分问题被暂时搁置。一是《学位法草案》的立法价值定位不够全面。立法目的直接体现了立法价值，而立法价值是法律的灵魂，是整部法律的基调，因此立法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法价值不是永远恒定静止的状态，而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切换的动态模式。《学位条例》出台时期的特定背景使得其出发点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但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和理解也应该有所变化。因此，学位法的价值也应当随之转变，要实现从纯工具性的立法价值转变为多元的立法价值。从国家角度出发，是培养人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学校角度出发，是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从个人角度出发，是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学位。二是《学位法草案》侧重管理法而不是权利法。从各章的名称可以观察出整部法律的立法点还是“国家—学校—个人”自上而下的学位授予，而不是从公民受教育权中的学位获得权出发，如第二章“学位管理体制”、第三章“学位授予权的取得”、第六章“质量监督与救济”。三是缺少对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限制。大多数的学位纠纷案件都是由学位授予标准规定、理解、设定引发，虽然《学位法草案》亮点之一就是赋予了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但是其设定的范围并没有明晰，容易侵害到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获得权。

　　学位法的出台是涉及为党和国家更好地培养人才、保障学位授予单位合法权益、维护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大事。一部法律的出台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因此更应该慎重，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回避，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东南大学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基地副主任、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