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然而关于“诗”这个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却一直是个谜。就字形的构造来说，“诗”字从言从寺，王安石《字说》释诗为寺人之言。寺人就是执事于掖庭宫禁之人，一般由阉人充当。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云：“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阉竖之名。”寺人之言和诗有着怎样的关系，王安石没有进一步说明。古代寺人至微至贱，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才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诗是中国文学王国中的贵族，诗人是对能诗文人的尊称。将诗与寺人联系起来，似很难说通。

　　诗从言从寺。寺字的小篆字形为。即寸，后来隶变成了土。《说文》：“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物出形也。”之形也分明像草木从土出，下面一横像地，上面部分为草木。隶变为土，说明之含义与土同，表示地吐生万物。寸从手，有持平之义。

　　《诗经·国风》中的《召南》有《甘棠》一诗，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言：“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又《礼记·王制》载：“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

　　战国时期，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之所以背负荆条，恐怕也和寺这个字的上面部分有关。古代听讼于甘棠、棘木之下，当听讼有了固定场所，这便是后来的大理寺了，所以大理寺又称棘寺。寺字上面部分的草木之形或许就是甘棠、棘木之类，而下面部分的“寸”字是不是在暗示氏族首领处理政务要有持平之心呢？总而言之，寺最初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就是氏族首领在树荫下处理政务。

　　《周礼·考工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可以想象，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相对简单，最初未必分九卿理事，举凡政治、军事、宗教等事务均在寺议论而定。寺初无定所，或在甘棠之下，或在棘木之侧。后场所固定，构屋筑巢，甚或分屋理事。随着氏族首领的权力一步步加强，寺的部分建筑由氏族首领专居，变成了帝王的掖庭宫禁，另一部分公共建筑则成为各种行政机构的官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帝王居住的掖庭宫禁称作寺外，各种行政机构的官舍，甚至包括官员的府邸也是可以称为寺的。《左传·隐公七年》“发币于公卿”，孔颖达疏云：“自汉以来，三公所居谓之府，九卿所居谓之寺。”《东观汉记·刘般传》：“时五校尉官显职闲，府寺宽敞，舆服光丽。”《颜氏家训·治家》：“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无论是帝王的掖庭宫禁，还是官员的府邸和官署，其来源都是原始社会处理和商议公共事务的场所——寺。

　　正因如此，后世凡与寺相关的称呼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说文》所说：“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佛教庙宇称寺，缘于鸿胪寺。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汉明帝梦金人，而摩腾、竺法始以白马托经入中国，明帝处之鸿胪寺。后造白马寺居之，取鸿胪寺之义。”鸿胪寺掌管礼仪，负责接待外宾。追根溯源，寺庙之寺原来也与政治有关。

　　最初汉字是以它所记录的词义作为构词理据的，形义统一是它的主要制符原则。然而，在历史发展中，汉字的形与义都有所变化。因此，后人在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上，便有与字源不一致的说法。在不了解字源的情况下，这些说法有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时也难免造成对字源的偏离。

　　王安石“字说”式的解字方式，主观性和随意性比较强，对同一个汉字的结构，不同的人完全有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以“诗”字为例，“诗”从言从寺，王安石释诗为寺人之言，是将寺理解为寺人。然而，寺人的出现当在寺成为氏族首领（帝王）的私有财产之后，在此之前寺一直是处理和议论社会事务的公共场所。寺是供人活动的场所，尤其是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场所。诗从言从寺，就字形的构成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诗为在寺之言，即在公共议事场合（寺、廷）发表政治言论。

　　为了避免行为上有过失，“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吕氏春秋·自知》）。氏族首领及后来的帝王天子都有纳谏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上谏传统。刘向《说苑·正谏》：“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后汉书·李云传论》：“礼有五谏，讽为上。”讽谏，以婉言隐语相劝谏，避免直陈其事，通过隐喻与暗示，实现双方有效的沟通。上谏要讲究方式，一方面是出于维护氏族首领及帝王天子权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上谏者要自保。进谏存在风险，如何谏得有效，且能保证进谏者的人身安全，成为上谏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毛诗序》言诗有六义，其一为兴，孔颖达疏云：“《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闻一多先生的《说鱼》一文也认为，兴与隐语有着渊源关系。隐语作为一种艺术的话语形式在世界各民族诗歌中，尤其是早期诗歌中普遍存在。《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在不点明要说的事物的前提下，以具体的物象，曲为渲染，描写了剪羊毛的场面。歌谣的这种言外之意，言近旨远，非常符合讽谏婉言暗示的要求，如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用歌谣的形式委婉地批评了孔子不合时宜的所作所为。

　　歌谣的讽谏作用在西周统治上层得到普遍承认，不但设采诗之官，还鼓励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据《尚书·金滕》，周公就曾作《鸱鸮》一诗贻王。春秋时期，以《诗》讽谏广泛运用于各种政治场合，这就是《左传》反复记载的“赋诗言志”现象。从毛亨开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诗经》也一直发挥着政治说教的功能。先秦典籍称《诗经》为“诗”或“诗三百”，显然与其承担的“在寺之言”的政治功能有关，反映了《诗经》编集的最初目的和动机。

　　就字义上说，诗为在寺之言，即在公共议事场合发表政治言论。最初诗与日常口语的关系比与歌谣的关系还要近。民歌民谣言近旨远，宜于讽谏，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活动中。以歌谣形式进行讽谏属于政治行为，用来讽谏的歌谣具有“在寺之言”的属性和功能，因此也被称作“诗”。随着歌谣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寺之言”中的日常口语渐渐被排除在“诗”之外，最后反而是采集来的歌谣和贵族献诗独擅了“诗”名。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