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质量计划”学术带头人斯特凡·波佩尼奇（Stefan Popenici）日前在英国“大学世界新闻”网站发表文章称，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不仅需要关注人工智能给教学带来的挑战，更应该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化”教育模式。

　　波佩尼奇谈道，过去20余年里，在欧洲、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期间，他发现许多学术人员往往一夜之间就成为某种最新热潮的专家，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在竞争激烈且功能严重失调的学术文化中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当下的“最新热潮”非人工智能莫属，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职场、课堂和社会交往模式，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一大批在今年以前从未就人工智能发表过论文、参与过科研项目甚至没有发过一条社交媒体动态的学者，已经开始围绕人工智能对教育和科研的影响，发表讲话和评论文章、组织学术会议。这些观点和“伪解决方案”大多源自学者担心自己错失新热点。

　　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处于变化状态，但却不是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20世纪50年代后，高校明显变得更加商业化与利益化，并明显弱化了增进公共利益、建设文明社会等理念。虽然高校依然标榜传统使命和价值观，但其精神气质和优先事务已经缓慢地发生变化；敢于提出疑问和异议的风尚被一种恐惧、不确定、顺从文化所取代，因为后者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商业理想。

　　波佩尼奇说，教育商品化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4年，124个国家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签署《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其中“教育服务”被作为由利益导向政策引导的市场的一部分。1999年，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于美国西雅图举行，教育被作为国际市场的基本组成部分，与商业实体一样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管控。自此，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新的商业领域，用于提高效率、满足市场需求的“招数”被不加批判地采纳。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和应用普及，多重挑战随之而来，但当前的学术环境致使人们缺乏解决问题所需的智慧和勇气，也使得教育工作者无法帮助学生和社会应对风险与把握机遇。

　　于是，在谈及技术本身及其用途和危害时，一些学者为了自身职业上升而过分推崇简单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还有一些学者虽然了解技术的复杂影响，但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同样宣传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而有些富有见识和洞察力的学者在畏惧和厌恶中存活下去。

　　波佩尼奇表示，如果继续沿着当前的路线前行，可能用不了10年时间，人工智能就会为老朽的高等教育机构撰写“讣告”，因为后者已失去一切社会和文化价值。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