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基本问题辨正
2023年05月26日 09: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6日第2658期 作者:吴仰湘

  晚清以来,相继涌现出各种经学通史、断代经学史或专经史,以及纷繁多样的经学通论、群经概论。这些著述大多对“经”“经书”“经学”下过定义,并基于对“经”字的训解、对经书和经学的认定,来评析五经、四书、十三经的性质、内容,叙述经学的形成、演变,由此构建起对中国经学的整体认知和基本评价。然而清末民初以来,“烧经”“废止读经”“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不断萦绕在民众心头,“超经学”“清算经学”“消灭经学”等主张更在学界流行,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思想脉络下,各家对经、经书、经学的界定,无不或多或少烙有“反经学”的时代痕迹,造成不同程度的污名化。因此,今天要真正体认经学的本相与特质,准确评价经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亟须超越“反经学”思维,对“经”字的义蕴、经书的范围与性质、经学的形成与内涵等基本问题再作探究,对以往失之偏颇的各种意见加以辨析,为中国经学正名。

  “经”字的本义与引申义

  虽然战国已有“经”名,现存的“经”字训释却始自汉儒,典型的说法有:班固《白虎通》:“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刘熙《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从织物的纵线,到无所不通的径路,再到永恒不变的法则、伦常、道理,“经”字义蕴三变,由本义到近引申义,再到远引申义。翻检汉魏至明清的文献,“经,常道也”之说盛行不替,《四库全书总目》更宣称“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在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中,“经”字共有182条注项,比较重要的有:(1)指编织物的纵线;(2)指南北方向;(3)指径、道、常、法、纲,或常道、永恒真理或至高法则;(4)指典范或权威的著作;(5)指宗教典籍。可见在古代语言实践中,“经”字使用最频繁的是引申义,尤其第三类频次最高,与经学长期高居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语境正相符合。

  然而晚清以来,“经”字旧训大遭质疑。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课专讲“经字之定义”,不同意《白虎通》《释名》的训释,认为《说文》“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由此提出:“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章太炎接着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批评“世人以经为常”,另从书籍起源作出新解:“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后来新派学者江瑔编《经学讲义》,又说:“古者书契皆以竹简为之,以刀刻字于其上,复束之而成册。经字从纟从巠。巠者即竹简之谓,竹一片曰一巠,故从巠。纟者所以束之,故从纟。此为经字之本义,与册字同意。”三家前后踵继,以“经”字初始之义否定后起之义,貌似有理有据,一时眩人耳目。

  中国古代文字大多有本义和引申义,但根据具体语境,足以明其意蕴。在经学的话语体系中,“经”字无疑只能指向远引申义。晚清广雅书院的学子曾对“经”之为“经”生出疑虑,山长朱一新作答,一语破的:“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既然“经”出自后世的追认与推尊,必为后起之义。民国学者陈鼎忠所撰《六艺后论》强调:“经字见于经传,无有用本义者。经名起于晚周,当不追用本义,要以引伸义为当。”当代学者叶国良顺着章氏逻辑,轻易推出其谬误,重申:“古人称书为‘经’,是以其价值与地位说的,乃是用其引申义,而不是用其本义。”章太炎等精通传统小学,必不如此懵然无知。他们强以“经”之初始义取代引申义,暗中是有意消解经学的权威地位和恒久价值,与近代中国菲薄儒学、蔑弃六经的社会思潮相合。尽管章太炎曾痛悔早年非儒、订孔之论,他的“经”字新解却一直为学界采信,迄今仍是权威结论,令人费解。

  简言之,经学之“经”,旧训最为可信,新诂容易惑人,务必细心辨别。

  经书的范围与性质

  古人单言“经”字,往往兼指“经书”,刘勰《文心雕龙》还明言:“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书在古代特指记载常道的儒家经典,并形成经、传、注、疏的层级关系。其中经、传之别尤为分明,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强调只有孔子删定、制作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称“六经”,严格限定经书的范围,以确保其品性纯良、地位尊贵。

  汉、唐以来,“七经”“九经”“十三经”等相继流行,清代段玉裁更提出“二十一经”,经书范围不断扩大,其经学特性也相应衰减。及至清末,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力言“经之名广”,并以兵书、法律、教令可称“经”,诸子百家各有经名,将经书从专名变成通名,泛指一切线装书。江瑔也说“经者,简籍之别名也”,视经书为普通古籍。兼采晚清今古文学说的马宗霍,1936年在《中国经学史》自序中指出:“经者,载籍之共名,非六艺所得专;六艺者,群圣相因之书,非孔子所得专。然自孔子以六艺为教,从事删定,于是中国言六艺者,咸折中于孔氏。自六艺有所折中,于是学者载籍虽博,必考信于六艺。盖六艺专经之称自此始也。”较好地揭示出经书从通名转为专名、特指孔子六经,足以纠正前人偏颇之见。

  经书在近代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学界对其性质的重新论定。隋唐以后兴起的“六经皆史”说,经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等一再误读,最后由钱玄同、周予同、顾颉刚变成“六经皆史料”说。从此,经书面目皆非,地位一落千丈。其实经史关系不容曲解,北宋刘敞早有透彻论述:“《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从经书的形成判定其性质,可谓千古卓识。民国学者赵必振论《逸周书》的经史归类,同样指出:“《尚书》之本质原属于史,因为孔子所删定者,别为垂法万世之书,故尊之为经。其未经孔子所删定,或为删定之余,当然列之于史,或附属于经部之末,断不能认之为经。”(《国学概论》第二章)从史到经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近代学者为抹杀经书的特性,执意将六经还原为史书乃至史料,斥作“断烂朝报”,正是昧于这一简单事实。

  要之,经书既指六经或五经,也包括两汉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增列为法定经典的数种儒家著述。周予同虽然力反经学,但《群经概论》申述“经是中国儒教书籍的尊称”,仍能看到经书是对特定典籍的“尊称”。

  经学的形成及其内涵

  “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但经学并非形成于西汉。两汉儒者普遍称赞孔子删订六经、为后世垂法立教,认为孔子开创经学盛业,由此奠立后世“尊孔崇经”的悠久传统。及至晚清,异说迭兴,经学的形成竟成为突出问题。先是龚自珍《六经正名》断言“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否认孔子作经。后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专设两课“古代之六经”“西周之六经”,倡言“孔子以前,久有六经”。针对历来的古文异说,皮锡瑞宣称“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订六经为始”,强调“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经学历史》第一章),却被视作今文家的极端论调,鲜有学者采信,甚至屡遭诋斥。马宗霍风行一时的《中国经学史》,开篇先讲“古之六经”,详述上古已有经书、西周已有经学,第二篇才讲“孔子之六经”。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将古代学术截成子学、经学两大时段,“经学时代”成为描述西汉以来2000多年儒学历程的流行标签,更使经学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的观念成为常识,以致有些学者论及经学史,将西汉之前称作“前经学时代”,将民国以后称作“后经学时代”。

  平情而论,晚清今文家坚持孔子制作六经为“经学开辟时代”,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经学时代之始,各执一端。从经学的整体历史看,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漫长过程,可概括为经典化、制度化、神圣化三个阶段。孔子之前,确有多种历史文献,特别是《诗》《书》《礼》《乐》,已广泛用于贵族教育、王朝政治和邦国外交等。前人借用“经”名,称作“古之六经”,章学诚则视六经为“先王之陈迹”。其实这些文献是远古、三代中华文明的综合记录,各有专守,代代相传,属王官学。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追迹三代,删《诗》《书》,定《礼》《乐》,赞述《周易》,笔削《春秋》,寓作于述,“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用六经教士,将官学转为私学,开启一个新时代。这是经学形成的第一步,可称经典化阶段。六经由孔门弟子传述,微言不绝,大义未乖,流布天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立说也多援引六经。汉兴之初,推崇黄老,虽弛藏书之禁,开献书之路,儒生仍不受重用。直到董仲舒奏上“天人三策”,汉武帝增立五经博士,随后设置博士弟子员,又重用经术之士,此后朝廷政事、官吏选拔、太学教育、地方教化等,都与五经及《论语》《孝经》息息相关。这是经学形成的第二步,正式获得国家制度保障,可称制度化阶段。董仲舒曾吸收阴阳思想,阐发《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以增加儒学的权威。此后儒生、方士推波助澜,谶纬交杂,天人之学盛极一时。尤其东汉光武帝崇信秘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形成“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的奇特格局(《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在两汉的谶纬化,正是经学走向神圣化的极端表现,实即“尊孔崇经”思想不断强化的结果。不过经学的神圣化进程并未如期完成,儒学没有变成宗教。晚清《学务纲要》想在新教育中安置经学,提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用西方神学牵附中国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又倡立孔教为国教,不仅没能“保教”,反而给近人“废经”增加了理由。

  因为对经学形成时代的判断存在偏失,以往无论批判者、珍护者还是客观研究者,在界定经学时鲜能窥悉全豹:或偏重经学作为先秦历史文献的本质,或强调经学作为中华民族价值源泉的功效,或将经学判作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或将经学视为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基石。根据经学从先秦到两汉的形成过程,参考学界意见,经学的内涵应包括四点:一是源自三代文献的知识体系,可称为“六艺之学”,如《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二是注重修己立人的社会教化,可称为“六艺之教”,《礼记·经解》即记孔子之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三是服务治国安民的制度设计,可称为“六艺之治”,正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载:“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四是始于神道设教的人文信仰,可称为“七纬之学”。六艺的功用从学到教再到治,是经学形成中非常明显的三大转变。至于从西汉五经之学到东汉七纬之学,主要由两汉儒生群体推动,又与荒诞不经的谶学夹杂,以往多被忽视。近代崇尚科学的新进人士,极力批判经学的迷信、反动,应与误解汉代纬学有关。

  总之,重新考察经学的形成过程,全面把握经学的内容构成,可以纠正过去对经学的片面认识,让古老的经学重新焕发生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继续发挥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皮锡瑞《经学通论》注释与研究” (15ZDB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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