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相继涌现出各种经学通史、断代经学史或专经史，以及纷繁多样的经学通论、群经概论。这些著述大多对“经”“经书”“经学”下过定义，并基于对“经”字的训解、对经书和经学的认定，来评析五经、四书、十三经的性质、内容，叙述经学的形成、演变，由此构建起对中国经学的整体认知和基本评价。然而清末民初以来，“烧经”“废止读经”“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不断萦绕在民众心头，“超经学”“清算经学”“消灭经学”等主张更在学界流行，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思想脉络下，各家对经、经书、经学的界定，无不或多或少烙有“反经学”的时代痕迹，造成不同程度的污名化。因此，今天要真正体认经学的本相与特质，准确评价经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亟须超越“反经学”思维，对“经”字的义蕴、经书的范围与性质、经学的形成与内涵等基本问题再作探究，对以往失之偏颇的各种意见加以辨析，为中国经学正名。

　　“经”字的本义与引申义

　　虽然战国已有“经”名，现存的“经”字训释却始自汉儒，典型的说法有：班固《白虎通》：“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言不变之常经也。”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刘熙《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从织物的纵线，到无所不通的径路，再到永恒不变的法则、伦常、道理，“经”字义蕴三变，由本义到近引申义，再到远引申义。翻检汉魏至明清的文献，“经，常道也”之说盛行不替，《四库全书总目》更宣称“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在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中，“经”字共有182条注项，比较重要的有：（1）指编织物的纵线；（2）指南北方向；（3）指径、道、常、法、纲，或常道、永恒真理或至高法则；（4）指典范或权威的著作；（5）指宗教典籍。可见在古代语言实践中，“经”字使用最频繁的是引申义，尤其第三类频次最高，与经学长期高居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语境正相符合。

　　然而晚清以来，“经”字旧训大遭质疑。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二课专讲“经字之定义”，不同意《白虎通》《释名》的训释，认为《说文》“取象治丝，纵丝为经，衡丝为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由此提出：“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章太炎接着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批评“世人以经为常”，另从书籍起源作出新解：“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后来新派学者江瑔编《经学讲义》，又说：“古者书契皆以竹简为之，以刀刻字于其上，复束之而成册。经字从纟从巠。巠者即竹简之谓，竹一片曰一巠，故从巠。纟者所以束之，故从纟。此为经字之本义，与册字同意。”三家前后踵继，以“经”字初始之义否定后起之义，貌似有理有据，一时眩人耳目。

　　中国古代文字大多有本义和引申义，但根据具体语境，足以明其意蕴。在经学的话语体系中，“经”字无疑只能指向远引申义。晚清广雅书院的学子曾对“经”之为“经”生出疑虑，山长朱一新作答，一语破的：“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既然“经”出自后世的追认与推尊，必为后起之义。民国学者陈鼎忠所撰《六艺后论》强调：“经字见于经传，无有用本义者。经名起于晚周，当不追用本义，要以引伸义为当。”当代学者叶国良顺着章氏逻辑，轻易推出其谬误，重申：“古人称书为‘经’，是以其价值与地位说的，乃是用其引申义，而不是用其本义。”章太炎等精通传统小学，必不如此懵然无知。他们强以“经”之初始义取代引申义，暗中是有意消解经学的权威地位和恒久价值，与近代中国菲薄儒学、蔑弃六经的社会思潮相合。尽管章太炎曾痛悔早年非儒、订孔之论，他的“经”字新解却一直为学界采信，迄今仍是权威结论，令人费解。

　　简言之，经学之“经”，旧训最为可信，新诂容易惑人，务必细心辨别。

　　经书的范围与性质

　　古人单言“经”字，往往兼指“经书”，刘勰《文心雕龙》还明言：“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书在古代特指记载常道的儒家经典，并形成经、传、注、疏的层级关系。其中经、传之别尤为分明，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强调只有孔子删定、制作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可称“六经”，严格限定经书的范围，以确保其品性纯良、地位尊贵。

　　汉、唐以来，“七经”“九经”“十三经”等相继流行，清代段玉裁更提出“二十一经”，经书范围不断扩大，其经学特性也相应衰减。及至清末，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力言“经之名广”，并以兵书、法律、教令可称“经”，诸子百家各有经名，将经书从专名变成通名，泛指一切线装书。江瑔也说“经者，简籍之别名也”，视经书为普通古籍。兼采晚清今古文学说的马宗霍，1936年在《中国经学史》自序中指出：“经者，载籍之共名，非六艺所得专；六艺者，群圣相因之书，非孔子所得专。然自孔子以六艺为教，从事删定，于是中国言六艺者，咸折中于孔氏。自六艺有所折中，于是学者载籍虽博，必考信于六艺。盖六艺专经之称自此始也。”较好地揭示出经书从通名转为专名、特指孔子六经，足以纠正前人偏颇之见。

　　经书在近代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学界对其性质的重新论定。隋唐以后兴起的“六经皆史”说，经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等一再误读，最后由钱玄同、周予同、顾颉刚变成“六经皆史料”说。从此，经书面目皆非，地位一落千丈。其实经史关系不容曲解，北宋刘敞早有透彻论述：“《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从经书的形成判定其性质，可谓千古卓识。民国学者赵必振论《逸周书》的经史归类，同样指出：“《尚书》之本质原属于史，因为孔子所删定者，别为垂法万世之书，故尊之为经。其未经孔子所删定，或为删定之余，当然列之于史，或附属于经部之末，断不能认之为经。”（《国学概论》第二章）从史到经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近代学者为抹杀经书的特性，执意将六经还原为史书乃至史料，斥作“断烂朝报”，正是昧于这一简单事实。

　　要之，经书既指六经或五经，也包括两汉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增列为法定经典的数种儒家著述。周予同虽然力反经学，但《群经概论》申述“经是中国儒教书籍的尊称”，仍能看到经书是对特定典籍的“尊称”。

　　经学的形成及其内涵

　　“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但经学并非形成于西汉。两汉儒者普遍称赞孔子删订六经、为后世垂法立教，认为孔子开创经学盛业，由此奠立后世“尊孔崇经”的悠久传统。及至晚清，异说迭兴，经学的形成竟成为突出问题。先是龚自珍《六经正名》断言“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否认孔子作经。后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专设两课“古代之六经”“西周之六经”，倡言“孔子以前，久有六经”。针对历来的古文异说，皮锡瑞宣称“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订六经为始”，强调“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经学历史》第一章），却被视作今文家的极端论调，鲜有学者采信，甚至屡遭诋斥。马宗霍风行一时的《中国经学史》，开篇先讲“古之六经”，详述上古已有经书、西周已有经学，第二篇才讲“孔子之六经”。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将古代学术截成子学、经学两大时段，“经学时代”成为描述西汉以来2000多年儒学历程的流行标签，更使经学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的观念成为常识，以致有些学者论及经学史，将西汉之前称作“前经学时代”，将民国以后称作“后经学时代”。

　　平情而论，晚清今文家坚持孔子制作六经为“经学开辟时代”，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经学时代之始，各执一端。从经学的整体历史看，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漫长过程，可概括为经典化、制度化、神圣化三个阶段。孔子之前，确有多种历史文献，特别是《诗》《书》《礼》《乐》，已广泛用于贵族教育、王朝政治和邦国外交等。前人借用“经”名，称作“古之六经”，章学诚则视六经为“先王之陈迹”。其实这些文献是远古、三代中华文明的综合记录，各有专守，代代相传，属王官学。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追迹三代，删《诗》《书》，定《礼》《乐》，赞述《周易》，笔削《春秋》，寓作于述，“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用六经教士，将官学转为私学，开启一个新时代。这是经学形成的第一步，可称经典化阶段。六经由孔门弟子传述，微言不绝，大义未乖，流布天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立说也多援引六经。汉兴之初，推崇黄老，虽弛藏书之禁，开献书之路，儒生仍不受重用。直到董仲舒奏上“天人三策”，汉武帝增立五经博士，随后设置博士弟子员，又重用经术之士，此后朝廷政事、官吏选拔、太学教育、地方教化等，都与五经及《论语》《孝经》息息相关。这是经学形成的第二步，正式获得国家制度保障，可称制度化阶段。董仲舒曾吸收阴阳思想，阐发《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以增加儒学的权威。此后儒生、方士推波助澜，谶纬交杂，天人之学盛极一时。尤其东汉光武帝崇信秘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形成“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的奇特格局（《经学历史》第四章）。经学在两汉的谶纬化，正是经学走向神圣化的极端表现，实即“尊孔崇经”思想不断强化的结果。不过经学的神圣化进程并未如期完成，儒学没有变成宗教。晚清《学务纲要》想在新教育中安置经学，提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用西方神学牵附中国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又倡立孔教为国教，不仅没能“保教”，反而给近人“废经”增加了理由。

　　因为对经学形成时代的判断存在偏失，以往无论批判者、珍护者还是客观研究者，在界定经学时鲜能窥悉全豹：或偏重经学作为先秦历史文献的本质，或强调经学作为中华民族价值源泉的功效，或将经学判作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或将经学视为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基石。根据经学从先秦到两汉的形成过程，参考学界意见，经学的内涵应包括四点：一是源自三代文献的知识体系，可称为“六艺之学”，如《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二是注重修己立人的社会教化，可称为“六艺之教”，《礼记·经解》即记孔子之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三是服务治国安民的制度设计，可称为“六艺之治”，正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载：“六艺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四是始于神道设教的人文信仰，可称为“七纬之学”。六艺的功用从学到教再到治，是经学形成中非常明显的三大转变。至于从西汉五经之学到东汉七纬之学，主要由两汉儒生群体推动，又与荒诞不经的谶学夹杂，以往多被忽视。近代崇尚科学的新进人士，极力批判经学的迷信、反动，应与误解汉代纬学有关。

　　总之，重新考察经学的形成过程，全面把握经学的内容构成，可以纠正过去对经学的片面认识，让古老的经学重新焕发生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继续发挥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皮锡瑞《经学通论》注释与研究” （15ZDB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