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热土——三北抗战十四章》的写作中，我和方向明老师各自负责七章，我撰写的是《七星桥：三北敌后抗日最悲壮之战》《洪魏村：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东埠头：战火中诞生“观杰中队”》《湖清垫：三北敌后“大破袭”》《史祥寺：三北宗教界支持抗战》《洞山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凤湖中学：红色熔炉炼真金》。

　　之所以选择这七篇来写，说白了，有点“取巧”的意思。因为相较于其他篇章，这几块内容要容易处理一些，而且我对此也不陌生。比如七星桥，它坐落于横河，横河正是我出生的地方。小时候，我常从桥上走上走下，80年前发生于桥上的那场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也常听老人们说起。虽然每次听都只是只言片语，但它却像一块芯片一样，植入了我的记忆中。不管过去多少年，每每提到这个地名，我就会下意识地想到这场战斗，而当有人提到这场战斗时，我的思绪也会飘回到这个地方。

　　至于洪魏村，我对它亦不陌生，妻子的姑父就是洪魏村人，他的父亲还是一名抗战老兵，在故乡的土地上参加过多次对日伪顽展开的战斗。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促成了我与洪魏村的“相识”。记得有一年正月去姑父家做客，他带着我参观了洪家祠堂、白漆间等许多地方。自此以后，洪魏村的红色符号就已标记在了我的心里。

　　再说“东埠头篇”，我对东埠头战斗中表现出色的观杰中队可谓闻名已久。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那场阅兵仪式上，就有观杰中队的旗帜和身影，可见它的不平凡。其余的几篇差不多也是这样。

　　本书出版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对革命题材的写作感兴趣，我的回答是：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不同题材的写作都充满了兴趣，这些题材中当然包括革命历史题材；但就本书而言，确切地说，我不是因为对这一题材感兴趣而参与写作，而是写着写着渐渐地对慈溪这片热土，以及这片热土上曾经发生的烽烟往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最初方老师把我叫去，说有这样一个选题想要我一起参与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惶恐的，因为自己对地方文化了解不多，害怕写不好，影响整本书的质量和整个写作的进度。为了让我克服紧张心理，方老师发给我很多资料，还带我拜访了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的林峰副会长，一起听他讲了许多三北这片土地上的抗战往事，对慈溪的红色历史有了一个宏观的了解。临别时，我们还从他那里拿了许多书籍和杂志，里面刊载的都是他们精心搜罗和研究的成果。

　　这些资料也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它们就如同造房子时所需要的地基，有了地基，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砌墙了。而在“砌墙”之前，我们还做了不少功课。比如，到某场战斗打响的地方去参观凭吊，采访那些对某段历史非常了解的老人，听他们口述历史，把过去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有个成语叫“身临其境”，有些地方、有些故事，道听途说和亲身走近去看、走近去聆听，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山还是那座山，景还是那道景，事还是那些事，但当你走近它身旁，了解它的历史，你才能读懂它的悲、它的喜，拉近与它的距离。它呈现在你面前的形象也会由呆板的纸上文字变得鲜活和立体起来。

　　于我而言，整个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随着看的书、听的故事、走访的地方越来越多，我对慈溪过去的历史，对它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就好像“档案解密”一样，它原本是被封存起来的，而了解每多一分，它显露的真身便多一寸——很多事情，了解得越多、越透彻，就越能发现它的真相和意义。

　　慈溪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如同一个聚宝盆，里面藏着海量的珍宝，只不过想要发现它们，需要我们俯下身来、沉下心去。而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故事也确实有这样的魅力。

　　如果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那么写到后来，我的态度和认知已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因为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值得被铭记、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历史。用文学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展现在更多的读者面前，把我听到看到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抗战时期慈溪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而我之前对这段历史所知的极其有限——有的一知半解，有的则完全是陌生的。想来，我的同龄人亦是一样。那么，比我年龄还小的人呢？又或者，再过10年、20年、30年以后，还有谁会记得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热血？舍却来处，妄言去处，这是很荒诞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写作者，既要直面现在，也要记录过去，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担当。

　　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在凤湖中学的那一次采访。那天的受访者是凤湖中学的老校长沙俭先生。88岁高龄的他精神矍铄，特别健谈，为我们生动地还原了凤湖中学从建校到被迫解散的整个过程。像凤中成立的时代背景、办学特色等，他张口即来，如数家珍。

　　整个下午，他跟我们讲了许多许多，但并不是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地讲，而是有详有略，有重点有细节，故事生动，情节曲折，让人听了还想听。比如，为了应对日伪军的突击检查，凤中的师生们想出了“应变包”，简单来说，就是学校统一给每个学生发放一块包袱布，用来收纳《时事简讯》等抗日教材与书报。“应变包”平时放在课桌的特定位置，上课时打开，下课后就包起来。一旦遇到敌情，就以班级为单位，统一用一块大的包袱布包好，集中送到厨房的专用箩筐内，由学生自治会隐蔽股股长沈达三和一个名叫纪坤的青年工友挑到龙山所城北门外荒僻的乱冢地。又比如，驻守在澥浦的伪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出发包围学校之前，凤中的师生得到在商行里担任会计的虞振若通风报信，马上展开行动，转移书籍，被围之后，让暂住在学校里的做民运工作的陈英民冒充请假未归的“虞藕然”的身份，躲过点名。

　　这些故事，就像谍战片里的情节一样扣人心弦，不知不觉间就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那段历史。虽然时隔遥远，但过去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那么真切。通过沙校长的讲述，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凤湖中学从1942年9月创办到1943年10月遭日伪强迫解散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被誉为“浙东敌后抗日教育之模范”。因为在烽火肆虐的岁月里，它所燃起的红色火苗，给予了时人与后人坚定的信念和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述慈溪的抗战故事，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抗战故事。

　　其实，关于那段烽火燃烧的岁月，慈溪这片土地上可写的话题和故事有很多，远不止我们书里呈现的十四章。这就好比这片土地上原有一幅《清明上河图》，而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用自己的笔勾勒了几条河、几座桥、几个人、几间屋子的影像。尽管只是寥寥几笔，但我们相信，看到那画布上的生动图案，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寻觅、探索里面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也是我们写作此书的一点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