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学者都积极寻求在国际期刊尤其是顶尖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以传播交流新知识，促进其职业发展。然而，各地区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境遇却不尽相同。巴西热图里奥·瓦加斯基金会旗下圣保罗企业管理学院教授阿蒙·巴洛斯（Amon Barros）与拉斐尔·阿尔卡迪帕尼（Rafael Alcadipani）近日在美国“社会科学空间”网撰文指出，处于学术“边缘”国家的学者在国际社科期刊上发表文章时面临诸多隐性挑战，如非英语国家学者的语言障碍、高昂的物质与社交成本、国际主流学术圈的排外倾向等。围绕上述现象与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廓清国际学界的中心与边缘概念

　　“中心—边缘”或“核心—外围”是国际关系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由该领域的“依赖学派”学者提出。阿根廷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是“依赖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历史趋势，他认为，世界经济关系中存在“中心”和“边缘”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组织建立国际经济体系为自身利益服务；而“边缘”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发展中国家。

　　在“依赖学派”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型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考虑到大量中间形态国家的现实状况，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创造性地补充了一个“半边缘”概念，主要指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某些“中心国家”的国家，如韩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

　　“中心—边缘”理论同样适用于国际学界。巴洛斯与阿尔卡迪帕尼表示，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越来越以英语国家为中心，探讨的议题也主要来自所谓的北方国家。从“中心—边缘”的角度来说，美国、英国与欧盟国家处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相对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则处于学术边缘位置，在国际学界的代表性不足。他们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时，经常遭遇各种偏见与不平等。巴洛斯与阿尔卡迪帕尼认为，倘若全球的学术议程都围绕“中心国家”面临的困难展开而忽略其他地区，那么这些被忽视地区存在的问题会继续恶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文雯曾撰文指出，“中心—边缘”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影响尤为明显。美英等“中心国家”输出了诸如民主与专制、市民社会与政权机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一整套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试图让“边缘国家”也采用这一套理论体系来解释自己国家的问题，最终以“中心国家”作为发展模板，这实际上削弱了“边缘国家”的内聚力。

　　针对全球南方学者的边缘地位，匈牙利国家公共服务大学社会传播学教授马顿·迪米特（Márton Demeter）告诉记者，造成这一现象的表面原因包括：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中英语至上的局面、学术资源分配不均、国际出版市场中西方的垄断等。但他表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智识种族主义”。智识种族主义指的是全球北方国家被认为积累了更多的学术知识，表现在更好的大学、更好的期刊、更好的学术团体、更好的学术会议以及更好的研究。这是一种“核心叙事”，很多南方学者也接受这一叙事，这些学者被认为是“亲中心学者”。他们崇拜西方学界，尤其是顶尖大学与期刊，同时，这也暗示着自我贬低或自我污名化。

　　迪米特说：“智识种族主义意味着，如果你没有顶尖大学的文凭，也没有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你在学术上就低人一等。此外，我们还发现，即便你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但如果你没有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你在国际学术生涯中的机会也很有限。”智识种族主义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种族主义，其与学者的外表无关，而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目前的所属机构有关。

　　揭露“国际”学界的伪国际真相

　　在国际顶尖社科期刊上，“边缘国家”学者出现的频率比“中心国家”同行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学术影响力有限。以经济学为例，2019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玛格达·丰塔纳（Magda Fontana）等人建立了一个有关国际前沿经济学期刊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1985—2016年间发表的322279篇论文、215203位作者的信息与上万本经济学期刊。基于该数据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格林斯庞（Jacob Greenspon）及其同事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边缘国家”的作者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低。格林斯庞认为，这或许揭示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被排除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之外的情况。

　　迪米特向记者分享了他早期试图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经历。最初几年，他的文章总是被拒。有一次，他的一篇文献计量论文被一本国际期刊拒稿，理由是其中的样本量太小。他所分析的学科共有400多种期刊，而他分析了其中的93种。但一个月后他发现，在同一期刊上，一篇类似的文章被发表，作者是全球知名大学的两位英国教授，而他们的样本不超过五种期刊。之后，迪米特把样本量扩大到全部的400多种期刊后再次提交。在所谓的严苛的同行评议流程后，他的论文终于被发表。迪米特说，“来自学术‘边缘国家’的学者可能要比来自‘中心国家’的同行付出一百倍的努力，才能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巴洛斯与阿尔卡迪帕尼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指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首先得掌握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和国际期刊要求的写作方式，这包括所谓的“国际”学界的词汇、文化与特质。

　　为提升影响力、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全球南方国家的许多学者都对成为国际学者趋之若鹜。但迪米特认为，“国际”一词的含义在学术语境下是很片面的。例如，如果一本期刊的作者都是美国人，它还是会被认为是一本国际期刊，而不是美国期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研究，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研究，但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就得解释其研究的国际意义，否则他们的研究就只是“民族科学”。对很多学者而言，国际知名度意味着其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知名度。西方问题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国际性的，西方研究被认为具有国际关联性和国际意义。迪米特直言，“这是一种对国际性的霸权式解读”。

　　打破英语在国际学界的垄断地位

　　对“边缘国家”学者而言，成为“国际学者”成本高昂。作为来自巴西的管理学学者，巴洛斯与阿尔卡迪帕尼表示，在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需要掌握另一门语言和不同的写作风格。由于英语是国际管理学期刊的主要语言，他们需要进行双重翻译，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语，同时转化成国际主流学界认可的写作风格，这甚至意味着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放弃自己的知识信仰。就物质成本而言，一些国际期刊提供的翻译和校对服务价格极高，而且每一轮的审核都需要额外的费用。此外，“边缘国家”学者想要融入国际学界，还需要付出高昂的交通和社交成本。

　　迪米特告诉记者，由于智识种族主义、精英主义与商业利益的存在，打造更多元、更包容的国际学界困难重重，应针对智识种族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学界的商业化制定解决方案。首先，要在理论与实证层面打破西方顶尖大学与期刊可以提供更好的知识这一迷思。其次，学者的教育背景不应成为其成果发表与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要打破大型营利性出版社的垄断，发展新的出版模式，如非营利性开放获取的期刊出版模式。在非营利性开放获取期刊出版模式中，作者和读者都不应为出版付费，相关费用应由学术协会或大学来承担。这种模式目前在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很流行。

　　巴洛斯与阿尔卡迪帕尼认为，在微观层面，国际顶尖社科期刊首先应扩大其论文评审人员数据库，引入不同文化和理论背景的学者。其次，应尝试接受其他风格的学术成果。具体来说，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国际期刊编辑不应因为一些小的语言错误就拒稿，而应包容其他写作风格，接纳来自非英语国家学者的科研成果，甚至可以招聘一些非英语国家的助理编辑来审核非英语的初稿，使编辑团队更加多元化。最后，全球北方国家的学术组织与南方国家相应的机构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不同国家学术团体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