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有个“茅山馄饨店”，这个茅山并非江南句容市的那个茅山，而是江北兴化市的茅山。据史料记载，茅山原名香山，是唐代用土堆积起来的一座小山，后来改为现在的山名。那里的“茅山馄饨”有点名气，且流传到兴化、高邮、江都等地，茅山馄饨成了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茅山对外宣传的一个招牌。这些，是我听说的。可我所写的“茅山馄饨店”，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存在。

　　这个馄饨店，是我看了《泰州晚报》总编辑翟明先生制作的一个相关视频后，才“眼见”它作为实体的存在。视频里，常玫瑰自说自话：“我叫常玫瑰……一位中学女老师姜伟靖，来我店吃馄饨，熟了，就跟她讲了自己的故事。于是，这位老师写了篇《开馄饨店的常玫瑰》，发在《泰州晚报》副刊‘坡子街’上。于是，读者发现了我。后来，我也试笔，在‘坡子街’上发表了《小草也开花》的散文……”于是，她为“坡子街”写了近30篇、散发着馄饨香味的散文作品。

　　常玫瑰因陪女儿在泰州读书，将茅山馄饨店从戴南开到了泰州。本来默默无闻，可这个馄饨店的主人常玫瑰，却成了人气飙升的业余作者，是《泰州晚报》的“坡子街”给她一个平台，帮她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传奇。自从与《泰州晚报》的“坡子街”结缘，我便不断地发现和认知了很多满载正能量的故事，都带着“传奇”的色彩。如“跛腿鸭”的得救、四兄弟同写母亲、“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诞生、残障人士出征奥运、戴南农妇王玉兰写作并出版长篇小说等。而常玫瑰，则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

　　常玫瑰的故事，阐释了“坡子街”“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大众推广”的办刊理念，文学评论家王干还为常玫瑰的小店题了“茅山馄饨”四个大字。据说，“坡子街”作者已有700多人，主力军都是常玫瑰一类的基层劳动者：工人、农民、城镇打工者、商店店员、退休职工和干部等。加盟的，有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名记者如司马小萌，扬泰籍的名作家如周桐淦、王慧骐、庞余亮、王干、费振中等，还有扬泰两市的一些公务员如王正宇、李广春、刘春龙等，北京的华学诚教授也出现在“坡子街”上。

　　我这个研究散文50余年的学人，也被“坡子街”所吸引。可以说，从“坡子街”的作者和作品来看，真正做到了劳动者大众自己写自己，这个新崛起的文学部落，真正成了创作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的主人与主体。现在“坡子街”公众号粉丝已近六万，作为一个地级市晚报副刊公众号，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应该说，“坡子街”才是真正接地气的“里下河文学”，是泰州市乡土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端之时，一些思想先驱者所提出来的“平民文学”的口号。之后，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还就文艺、文学如何为大众的问题讨论过多次。但讨论归讨论，有些作家还是把自己和艺术都高高置于民众之上。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文学创作必须“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要求作家、文艺家真正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写作。这一文艺观，影响了40年代至今的文学创作，意义是深远的。

　　关于文艺“为人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14日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艺创作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坡子街”文学部落划时代地实践着一个“人民”自己来写“人民”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打造重构文学“人民性”的具体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引发我们深深思考，文艺怎样才能真正地“属于人民”？

　　网络时代提供了全民写作的机遇。“坡子街”适逢其时，常玫瑰们适逢其时，他们将“坡子街”变成人民大众的写作平台，将散文写作的创作主体，变成了脚踏里下河土地的瓦工、木工、油漆工、农民等基层劳动者。基层劳动者自己写作、自己阅读、自己通过手机传播，让传统的散文在网络时代的泰州，演绎为一种“激情的文体”。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在暗暗引发一个文学的全民写作的浪潮，一个对散文进行“革命”的浪潮。

　　常玫瑰们没有散文写作的固有套路，没有什么传统的构思、立意、结构、意境等“陈规戒律”。他们满怀激情地写作，非虚构、接地气、抒真情，我手写我心，成为散文革命的“生力军”，让散文“脱去唐装宋服、长袍马褂，走出王荆公的半山堂和欧阳子的醉翁亭”（周同宾语），让它在里下河泥水里泡一泡、滚几滚，失范，破体，接受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洗礼。散文路在何方？路，就在“坡子街”作者们的脚下。

　　散文的理论研究者与评论家，应该从“坡子街”的散文现象中，重新思考散文的今天与明日。我们的传统散文，如何通过大众写作整体提高全民的文学素质，如何在基层劳动者手里“教化”自己而走向未来？在失范、破体之后，散文如何再向传统回归？“坡子街”现象告诉我们，网络时代给了我们让中国当代散文重新出发的最佳机遇。

　　感谢“坡子街”吹起号角的人们，让我认知“坡子街”远大的意义。我认为，在“大众写作”实践的意义上，“坡子街”昭示着文学创作主体建构扩容的可能性与实践性。假如全国几百家晚报副刊都办成“坡子街”，那文学的明天该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