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单纯，自本科三年级开始跟随中山大学的吴承学老师学习，毕业后获得了保研资格，后又通过硕博连读继续从事文体学研究。

　　记忆深刻的是，我博士论文的定题经历了一番曲折。博一准备开题时，我曾打算研究宋代文章的辨体与破体，不料吴老师直接提出，这样相当于对他已提出的结论重新证实一遍，意义不大。遂止。吴老师的研究为中国文体学树立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范式和理论框架，但他并不愿意自我复制，更不鼓励学生直接沿袭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观点。他说：“好的老师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而不愿意成为庇护后学的羽翼；希望自己成为学生攀升的垫脚石，而不愿意成为学生前进的绊脚石。而对于有志之后学，则需要有登岸舍筏的勇气和智慧。”惭愧的是，我的求学经历正与老师“转益多师”的教诲相反，但老师对我的宽容和帮助却一直激励着我自我超越。

　　当时，吴老师很重视制度与文体的关系研究，而我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先秦，后来我提出就先秦礼制与文体关系展开研究，老师马上肯定了我的思路。得益于老师的点拨，我的博士论文定题为《先秦礼文化与文体学研究》。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题目，一方面，可以借此“强迫”自己全面了解先秦的礼仪制度，打好根基；另一方面，题目很具延展性，因为礼是先秦文学的根源，完成博士论文等于大树的主干初具规模，而枝叶犹可继续生长，甚至“扦插”、栽培出新苗。

　　定题以后，我计划先通读先秦相关文献，包括最基础的“三礼”、《诗》《书》《易》诸经、《左传》《国语》以及诸子文献。在阅读中，以具体的问题为纲目，将材料加以分类、归纳，并在问题与问题之间建立连接。随着材料累积得越来越多，也有特别的收获。自本科始，中山大学文体学研究中心网站开设了论坛，系里古代文学专业的老师大多聚集于斯，“商量旧学，培育新知”。身为学生的我们，时而“围观”老师的治学思路，时而发表一些稚嫩的见解，学习气氛很热烈。

　　吴老师开了一个专门的帖子，治学每有所得便欣然分享，其中就谈到了文章的命题与文体意识的问题。我对此很感兴趣，在准备论文时，每每读到相关材料，也顺带将其归类整理出来，结合平时的思考写了长篇的札记。吴老师对此非常支持，与我持续不断地讨论，还操刀将思路发散的札记整理出清晰的线索，即从命篇与命体之发生，进而研究文体观念之发生。后来，吴老师与我合作写成《命篇与命体》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该文获得了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接下来一鼓作气，我们又合写了两篇关于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吴老师常说，他求学时，是通过揣摩他的老师王运熙先生的文章学写论文的。而我的这段经历则更幸福，老师在不断的师生研讨中潜移默化地亲授研究的心法，我就像小学徒一样跟着师父学习本领，受益至深。

　　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先秦的文体名称很不稳定。不仅命名的方式多种多样，名、实的对应关系亦变动不居。之前，吴老师就提出，古代文体有“同名异体”与“同体异名”的现象。通过材料积累，我发现在文体观念尚处于发生和发展初期的先秦，这一现象尤为明显。随着阅读的开展，我又发现除“同名异体”“同体异名”外，“文体并称”的现象也非常突出。理清先秦文体的名实关系十分必要，是文体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只有对研究对象的命名内涵和规律有基本的共识，我们的研究才有对话的基础。后来，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出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文学遗产》和《中山大学学报》上，提出先秦文体的命名规律及其背后的文体观念，窃以为有助于认识先秦文体形态与称名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

　　经过初步思考，我认为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体产生及发展的动因、过程和客观规律；文体的形态与文本流变；文体观念的发生发展及其动因；文体的分类与边界。如果将这一框架置于先秦礼文化与文体学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问题可能包括：礼仪制度对文体形态的塑造起了什么作用？礼学思想与文体观念乃至文体批评的形成有何关系？文体的命名、分类与礼仪制度的系统结构有何内在联系？文体又是如何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对礼仪制度的超越的？这些问题有助于跳出对文体进行个体的、静态的研究定势，避免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简单比附，而这也是在古代传统的文体批评中常见的阐释路径，需要有意识地超越。古代乃至近人对礼制与文体的关系已有所揭橥，往往认为某体出自某经、某官、某礼。但更深一步论，礼与文体往往并非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我尝试以综合的理论问题为纲，把具体的文体现象归拢起来进行论述。后来，我以“先秦礼制与文体学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并获批，这对于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也由此幸福地实现了“买书自由”。

　　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思考文体是如何在实际的礼仪背景中被制作、使用和阅读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既应结合文献记载，对当时的礼仪制度和礼仪情景有恰切的还原，亦应引入实物材料，关注文体的实际使用形态。先秦文体与物质载体的关系非常紧密，除了书于竹帛，还铸刻或书写在金石、木牍、玉版等多种介质之上。而且，某些出土材料的考古语境，还可为其使用的礼制语境提供佐证。我意识到这是先秦文体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便以“出土文献与先秦文体学新证”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幸运中标了。这开启了我在文体学研究路上的新起点。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成为热点话题。我喜欢从问题本身出发去寻找解决的路径，而路径可能是多样的。先秦时期的“文”，本就是一个混融的范畴，牵涉的材料又兼有出土与传世文献，因此“跨学科”也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文体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结合成为必要，一是由于出土文献已是当下的文体学无法忽视的研究对象，而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则是这些材料的第一线研究力量；更深层的原因是，考古学、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路，也为本学科已有的认识提出新的问题和启发。如巫鸿先生一系列包括商周青铜器的美术史研究，注重对“空间”的探究，可以引发对两周铜器铭文在何种礼仪空间中，如何被阅读的思考。多数早期文体的制作和使用正是与实际的礼仪场景相结合的，这是两个学科的“相遇点”，也是新知可能出现之处。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君子观于铭》一文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初步尝试。

　　在这些初步探索中，我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作为文体学研究者，去做考古学、古文字学的一线研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也不能满足于直接取用其现有成果。对其他学科已有的某些共识和结论的简单挪用是很危险的，须了解其他学科基本的适用范围和研究范式，了解某一结论是在何种学术语境和研究序列中产生的，其成立有没有前置条件，在此基础之上，再力求融通并产生新知，切忌做其他学科知识的“二道贩子”。

　　谈及人文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学界对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文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之间融合的讨论颇为热烈，但文体学却在整体讨论中未能占有应有的分量。我深深体会到，虽然文体学是文学研究的分支，但又不仅限于文学学科。文体是古人的言语形式，是其某种观念、思维定式的反映，有着深层的文化基因。从小处而言，古人云“文辞以体制为先”，文体是古人操觚为文之先必须考虑的，只要牵涉到文本及其背后的观念，必然离不开文体。从大处而言，文体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制度运行的媒介。因此，文体学研究有很大的延展空间，同时也是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交叉点。在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文体学研究者如何在保持自身学科的特点、寻求“独断之学”的同时，积极与其他学科对话，寻求融通之道，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