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然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言下之意，其他如现在流行的“龙学”（《文心雕龙》）、“金学”（《金瓶梅》）等，都是现代人封的名号。

　　现在看来，这个论断也还有商榷的余地。《元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载有《杜诗学引》，较早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过也。

　　……

　　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可见词章之有学，不仅“选学”与“红学”，“杜诗学”也是专门之学，宋时就有千家注杜之说。元好问的《杜诗学》、明人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均有著录，可惜今佚。从引言推断，元好问所说的“杜诗学”，既包括知人论世的材料，也有唐代以来诸家的评骘注释，还有杜甫的生平传记资料等。

　　长期以来，成都杜甫草堂的彭燕博士非常重视这些材料，在其《宋代杜诗学研究》中有73处提到“杜诗学”。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积极推动“杜诗学”研究的深入。这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所写有关“杜诗学”研究的论文20篇，以杜甫的思想来源、创作特色、作品流传以及与此相关的比较研究等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章分句析，可资稽考。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向纵横两个维度展开，纵向以杜诗研究史为纲，横向以巴蜀地区“杜诗学”为目，举要提纲，纵览古今，俯瞰杜甫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视野开阔，平实可据，形成了自己的“杜诗学”研究特色。

　　“杜诗学”的核心是杜甫的思想与创作。《〈诗经〉的意境，〈楚辞〉的韵味——论杜诗〈蒹葭〉的精神实质》等论述了杜甫文学思想的来源、创作特色的形成，也就是杜甫自己所说的“亲风雅”和“攀屈宋”，以《诗经》和《楚辞》作为自己服膺的对象。在杜甫的心目中，诗骚之后就是汉赋。《论汉赋对杜甫创作的影响》从学理上探讨了杜诗陈情叙事特色的重要源头。

　　《人臣与人妇——论杜甫政治生涯的三个时期》《从杜甫的边事诗管窥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则论述了杜甫及其诗作的复杂性。作者指出，对于权力的臣服、自由的向往、平叛战争的期冀，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此等等的矛盾、纠结、希望、失望，让杜甫不断沉浸在痛苦与迷惘的漩涡中，难以解脱，并激发出他沉郁顿挫的壮丽诗篇。

　　《从杜甫的题画诗看杜甫与苏轼书画艺术的审美观》等文，比较杜甫与苏轼论画的差异，认为杜甫讲骨气，苏轼更重丰腴，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审美差异，背后还有着唐宋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这种研究，从具体作品、不同概念入手，比较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异同，并探讨其更深层的原因，具有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杜诗研究史是作者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褒贬抵牾：朱熹何以如是论杜甫》分析了朱熹对杜甫评价的矛盾现象，发覆决疑，可成一家之说。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是目前所见保存最为完整的杜诗集注本，被学术界视为宋代杜诗研究的资料渊薮。《〈九家集注杜诗〉述评》《〈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从版本流传、各家旧注论述其价值，品骘评议，要言不烦。《杜甫研究一百年》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站在百年学术史的高度，将杜甫研究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三十年以及80年代以后三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述，并就“杜诗学”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杜甫一生最艰难的日子是在陇右度过的，也是其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时期。《杜甫陇右诗创作及相关研究述略》梳理了杜甫在陇右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情况，以及后人的研究业绩，抓住了杜甫研究的一个关键节点。

　　巴蜀地区的“杜诗学”更是作者念兹在兹的问题，这是因为，杜诗的辑存，从晚唐到五代，最终是在蜀人王琪手里形成定本。现存早期杜集注本，也以蜀人著述居多。《唐宋巴蜀地区杜集整理略论》《唐宋巴蜀地区杜诗学文献述略》《宋代巴蜀地区石刻杜诗》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杜甫一生相对安定的生活是在蜀中度过的，从现存作品来看，也以这个时期的创作为多。因此，包括作者在内的蜀人对杜甫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师注考》《〈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宋代蜀人师古考》《杜田小考》等文，辑录旧注，勘对排比，论述了宋代巴蜀地区的杜田、师尹、师古等在杜诗研究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辑录为例，在《宋代杜诗旧注整理与研究》等文中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整体构想，并以“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整理研究”为题，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

　　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以《诗经》《楚辞》为师，转益多师，成为一代诗圣。彭燕在成都杜甫草堂工作，对杜甫这种转益多师的文学道路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自己也是这样一路走来。硕士论文以《诗经》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学位论文《〈诗经〉女性研究》。此外，她还长期关注汉代辞赋研究，对辞赋大家王褒及其《僮约》做过比较深入的文献整理工作。以此为基点，她最终把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杜甫诗歌在宋代巴蜀地区的流传及其影响方面。对宋代巴蜀地区杜诗文献的编次整理、集注刊刻、校勘编年、石刻流传等情况综合讨论，深入分析，力图发现各种杜集文献的风格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错综关系，完成了《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

　　彭燕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文献整理上旁罗参证，安营扎寨，又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宋代蜀人三家杜诗注整理研究》。从彭燕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看，她的杜诗学研究将文献考订与理论概括结合起来，有着比较宽广的历史视野。

　　作为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我对彭燕的研究工作比较关注，并积极推动由彭燕等倡议组织的杜甫读书会工作。五年来，他们沿着杜甫的足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时时感受着杜甫的“陪伴”，深深体会着杜甫的心境。

　　在河南巩县，杜甫姑母照顾两个孩子的蜡像，叫他们动容。在东岳泰山，“一览众山小”，他们也想像杜甫那样把酒临风，“裘马颇清狂”。长安十年，杜甫饱尝心酸，但他“独耻事干谒”。在西安考察，他们对此有了自己的理解。在浦城（唐代奉先），在富县（唐代鄜州），他们寻觅着杜甫写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等作品的遗迹，徘徊不忍离去。在甘肃天水、陇南地区，他们切身领悟到杜甫写作《秦州杂咏》《同谷歌》时，那种忧患飘零的绝望。寄居成都，杜甫过了一段闲适的生活，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乡”？于是，他们又追随着杜甫，沿长江来到地处高山峡谷中的夔州，感受老杜“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的心境。

　　在追寻杜甫的历史足迹中，他们学到了知识，收获了感动，凝聚了力量，提升了境界。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接近杜甫，理解杜甫，我建议他们选取宋元旧注五种，校订整理，汇为《宋元杜甫诗注丛刊》交由出版社出版。这五种包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门类增广集注杜诗》。我还与西南民族大学的徐希平教授一起，推动组织编纂“历代杜集珍本丛书”，将杜甫作品的宋元刻本、孤本、稀见本等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学界。不仅如此，我更想组织他们辑录杜诗宋元旧注于一编，在杜诗各句之下，综贯众说，汇辑别解。我相信，这将有助于读者对杜诗文字训释、创作背景以及思想内容的理解。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彭燕他们给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从中我们都感受到切磋学问的愉悦。